另外则是，再度强调，藩属国之间，不得任意攻伐，如有不可调合之矛盾，也需上表中枢，由朝廷进行论断。擅启兵戈者，将受到帝国及大小封国共同打击。

这一条，显然是为康居灭于阗之事，再打一道预防针。不过，能够预防多久，就得看时势变化了，毕竟，所有条制约法，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强权与实力上的。

一旦中枢权威不在......当然，提这种可能，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这套“新法”本身就是在帝国强盛时期的背景下制定的，这也是能够推动并实行的基础。

但不论如何，就在一个不那么和谐的过程后，帝国中央与封国正式缔结了这么一套崭新的“帝国宗藩条制”，奠定了一个全新的中、东亚格局。对整个世界而言，面对进一步放开限制，获得更大自主权的南北封国，也将迎来他们更自由、深入的探索与征服。

至于这套规则以及围绕着它形成的世界格局，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很难下个定论，但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被推翻的，毕竟是中央皇帝与诸王共同盟誓的，背约的人也很难抗住来自整个帝国意志的反噬。

同时，它也必将伴随着中央帝国的兴衰变迁而变化，直到下一波历史浪潮的涌来，再也经受不住冲击而无法维持，但在此之前，它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已然形成事实，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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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这次大会的结果，显然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总有觉得自己损了、亏了，甚至被打压的。比如安东王刘文渊，脸色深沉，一言不发，但是个人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满与不甘。

又如九江王刘晅，这个由符惠妃所生的世祖皇帝第十五子，就如过去一般，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找到皇帝大侄子，委屈巴巴地表示，他的封国，都是不毛之地，蛮夷所属，难谈产出，他这个国王都没见识过是何模样，实在无法依约向朝廷进贡，希望朝廷能够宽限些时间，等他的封国像其他兄弟之国一般发展起来，再行朝贡......

大汉帝国的这些封国，实事求是地讲，相互之间的差距的确是很大。有的已经征服无数，拥兵十万计，有的仍停留在名义统治上。

就如九江王刘晅，他的封国可是在菲律宾岛上，那里的条件可比刘曜在棉兰老岛上的封国要好多了，但自太宗分封以来二十多年，刘晅根本就没有好好经营，除了派了些家臣、扈从前往之外，再无其他动作。

毕竟，开荒的事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又辛苦，还容易死人，哪怕到如今，刘晅那所谓封国的秩序，都是邻居北鲁国帮忙维持着，也只停留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按理说，作为符惠妃的儿子，在国有符氏的底蕴，在外还有刘曙这个胞兄的帮衬，日子应该可以过得很滋润才是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只不过他的精力，并没有放在自己封国的经营上。

在帝国外贸事业的版图上，九江王府是有一席之地的，由王府总领的海商船队，凭借着过硬的背景与关系，可谓是纵横江海大洋，奔波于大汉与南洋诸国之间，近三十年下来，赚取了不菲的财富。

而以刘晅的积累，再加海上往来的经验，开国建制的启动资本总归是足够的。要知道，原始荒蛮如棉兰岛，只是在许昌王刘曜的遥控指挥下，虽然也未成邦立国，但也开辟了几处聚居点与贸易点，筑起了一座“主城城镇”，并建立起了基本的行政管理秩序，成功将大汉文明的光辉播撒开来。

但刘晅积攒的那些财富，除了履行一个守财奴的本分将之贮藏起来，就是用在九江王府上下的奢侈享受。显然，刘晅并没有多少觉悟，并不明白，国家之经营，远比金钱之经营要贵重得多。

世祖皇帝一十六个皇帝，刘晅大抵也是最不成器的一个皇子了，不说其他龙虎英杰，就连刘晖、刘曙，都大大不如。早年的时候，可以说是符惠妃的溺爱导致，但惠妃也已薨逝多年，后面的发展，可都是刘晅自己当家做主......

而面对刘晅这个皇叔，见他那副苦兮兮的表情，刘文济都有种抽他几鞭子的冲动。盟誓才过，就给他来这一出，若非清楚刘晅的贪吝，他都不禁怀疑其用心，是否刻意与自己作对了。

刘晅的意图当然不可能实现，就冲他家的那支商队，就没资格在皇帝面前哭穷，刘文济也不允许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破坏了正需细心维持的宗藩新法。

最能与刘文济叫板的，乃是楚王刘曙，而事后，表现得最从容恬然的，依旧是他。除了让人将会议结果以及新法约定以公文形式，发回林邑，让世子刘文演及林邑的权贵们根据新法，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之外，刘曙没有更多的动作与言语。

安东王刘文渊派人邀请赴宴，被刘曙直接拒绝，非但拒绝，还对来人奚落了一番。同时，刘曙还与左右言，刘文渊那小子的野心，人所共知，若是不知收敛，早晚必取其祸。

显然，刘曙荒唐了几十年，他的脾性，甚至连世祖皇帝都难以改变。但，他从来都是一个聪明人，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也从来看得清楚，一切的荒诞不经，只是不愿压抑自己的本性罢了。

所有的封国王中，也属刘曙最逍遥自在，享受了一辈子富贵，封国的江山也有刘文演这个世子以及刘珙等家臣家将去打。相比之下，素来表达要逍遥一生的齐王刘昀，一直到薨于北金洲，其一生又何尝真正逍遥过。世祖诸子，活得最通透、最轻松的，毫无疑问，就是楚王刘曙。

得知刘曙拒绝刘文渊的宴席，以及那一番私下的谈话后，刘文济不得不承认，他第一次对这个在大会期间屡次给他添堵的皇叔改变了看法，有些人与事，当真不能仅凭一时从表面去评断。

至于安东王刘文渊，在刘曙拒绝后，就果断停止了宴会的筹备，并且于翌日就起行离京，也没亲自向刘文济辞行，只让随驾臣属上了道表章告罪。

刘文渊在展现着他的跋扈无礼，以及心中不满的同时，实则也大感失落。从其父秦王刘煦还在时算起，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垂头丧气地离开帝都了，但没有任何一次，像此次这般，让他无比挫败。

关键就在于，连刘文济这个“得位不正”的皇帝，都能把他拿捏得死死的，他与安东还有何前途可言？三十年前，刘文渊年轻而气盛，还有的是时间等待、沉淀、积累，但如今，他也是知天命之年，奔六去的老人了。

胸怀大志也好，野心勃勃也罢，步入迟暮之年的刘文渊，也头一次感受到了恐惧，恐惧这一生不得自由，就这般碌碌无为、郁闷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