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乾帝盘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诸侯国面积广大且领有军队，严重威胁着大乾的中央集权。

而且乾帝盘穷兵黩武，征战四方，很多有功勋的武将也成了新的藩王，这些藩王都是桀骜不驯之辈。

乾帝盘在世尚好，如果乾帝盘御龙归天，太子登基，必定会形成臣强主弱的格局。

所以，乾帝盘不得不防。

他要为太子登基，扫除一切障碍。

大乾现在就好似一条布满荆棘的权杖，太子柔弱，生恐被荆棘刺伤手掌。

乾帝盘心中虽然有些不喜，但也不得不亲自动手，为太子将权杖上的荆棘扫除。再交给太子。

宗门！

番邦！

外域！

这三个问题，是乾帝盘最担忧的。

宗门问题形成已久，可以说强秦之后的王朝都生活在宗门的阴影之中。就算乾帝盘是雄主，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

外域诸国虽然弱小，而且星罗棋布，令出多门，和大乾比好似天壤，但是他们地域纵横万里，生灵亿兆，如果数十个王国联合在一起，兵甲百万。就算乾帝盘在自傲，也不得不重视。所以，乾帝盘听从朝中重臣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

在外域中培植亲善的势力。并且和外域强大的王国进行和亲，将自己的女儿远嫁外域，并且让自己的王子请外域国王，大公之女为妻妾。

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大乾在外域中影响力大增。靠近大乾的几个弱国，不是被吞并，就是变成了傀儡势力。

最后一个，也是让乾帝盘最头痛的。

那是就是番邦。

如果说外域和宗门的问题是外辱，是慢症，需要徐徐图之。

那么番邦之祸就是内贼，更是急症。如果不妥善处置，必定会爆发大的灾祸。

所以乾帝盘才冒着天下藩王造反的风险，朝中诸公的非议，甚至是青史上留下恶名，一力推行削藩之策。

众多儒生虽然理解乾帝盘的苦衷，但并不代表支持。

否则朝堂之上也不会有那么大臣反对，其中固然有被藩王收买，但是更多的则认为此法会激起藩王的反抗，从而会引发刀兵。

对朝廷，对百姓，都是没有好处的。

藩王之祸，应当以温煮之法，徐徐图之。

但乾帝盘何尝不知此法最是恰当不过，只需要几代经营，就能让藩王势力土崩瓦解，但是太子生性柔弱，而且耳根极软，根本不足担此重任。

乾帝盘一力推行削藩，也是无奈之举。

安乐先生跪坐在书桌前，思虑在三，将所有的情况都在心中推演一遍，最后化为幽幽的一叹。

他虽然理解乾帝盘的苦衷，但他还是认为，贸然削藩，对大乾，对百姓都不是一件幸事。

乾帝盘如果想要解决眼前的困境，应当效仿上古，以“尊尊亲亲”之法进行分而化之。

尊尊亲亲的本质就是“宗法制”。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

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安乐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

儒家向来是“厚古薄今”。

上古周王朝，在他们看来是最理想的政治形态。

当然他也不是全盘继承“大宗之法”，毕竟现在当今天下，藩王强大，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中央权威慢慢的丧失。

虽然没有出现“以下克上”，“弑君三十六”这样的惨事，但这也是“周礼之敝”。

安乐先生想要恢复周礼，并非简单的恢复周代的尊尊原则。而是要损周文，加强一直被尊尊压制亲亲原则。

立足于血缘，进而扩展到政治领域。

那就是保留有血缘关系的宗亲藩国，削“异姓王”的藩国。

拉一批，打一批！

深得后世斗争的精华。

虽然不能完全消弭藩国之祸，但也是万金良言。朝廷中央力量和宗亲藩王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共同征讨异姓藩王。

必定不会形成大的动荡。

想到这里，安乐先生的眼睛陡然亮了起来，笔锋在白纸上滑过，留下一个个繁花锦绣的文字。

“昔周文王和姜尚论政。”

“姜尚问文王，当如何治理鲁国。”

“文王曰：尊尊亲亲！”

“姜尚曰：鲁国从此弱矣。”

“文王问：公如何治理齐国？”

“姜尚曰：尊贤尚功！”

“文王曰：齐国后世必有截杀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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