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兴国学热，吴为想从国学经典那里获得营养，集中精力读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使他产生同源同宗的感受，虽亲甚远。亲，是因多年来他思考乐业问题，许多思想、感悟的源头源出于此；远，不只是远祖的缘故，相隔年代太遥远，更是衡量思考的深浅、高下、难易的相隔差距。孔子赞赏颜回身居贫地不改其乐，吃粗食喝清水住陋巷，本身并无可乐之事所乐为何？所乐为道，是得道悟道之乐。孔子讲的乐，是以道为本的乐，贫富是否为乐，也要用是否合乎道的标准来决定。国家合乎道时贫穷是耻辱，无道时富贵也是耻辱，乐完全是建立在道的上面。道德经结尾的那四个字，为而不争，吴为感到很适合自己的乐业不伤人想法，也与自己过去的人生道路很合拍，遇到好处不争不抢，被周围人不解，人家发出疑问，那你白天黑夜起早贪晚忙的是为什么？

吴为通过读经典，思路渐渐清晰了，自己的为也是一种争，是自然之争，却不是为争而为，反而收到不争而得的效果。为与争，有很多种组合。不为不争；低作为少作为也要争；不作为负作为更要争；为而又争；又为又争；为而不争。有人说，如果争了得到了十，也就是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人际关系却绷得很紧，伤了一些人，自己并不会有心满意足感觉，如果保持现在十之八九的状态，自己会觉得很愉快幸福，追求那个十全十美反而会适得其反。这样的权衡就是乐商的典型表现。

乐业主张的就是为而不争，这是考虑在为的基础上一旦争了就会减损为的功力成色分量。为而又争，又为又争，为的功力势必减损甚至自毁其功，俗话说有没有功劳话要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做了一点点事情唯恐别人不知道四处张扬，干那点事情不够抖露的。吴为联想起《金瓶梅》里的李瓶儿受尽潘金莲的欺辱折磨病入膏肓之际，西门庆关心体贴地追问为什么不向他倾诉。李瓶儿说，天不言高而自高，地不言厚而自厚。为而不争，是不伤人。为是成人成己，争是伤人而后自伤，给自己徒增烦恼痛苦。争而不为更是害人害己之道，可世间偏是复杂，故意在那里捉弄人戏耍人，吴为很看不惯那种干不好工作宁可不干工作也要拼命维护好人情关系尤其眼睛向上的行为。争必减损为仁、为善、为功的成色，甚至无仁无善无功。腐败。重在人心为欲望统治拴束。道心浅薄。以至于为欲、为物所累，心为贫贱所伤，唯恐遭受贫贱之耻，陷入有病乱投医、有钱不问来路的误区。什么钱都可以往自己兜里揣。为而不争，是乐业伦理，免于强争之苦之累，直到无欲而行，达到为的极致，连为也消解，回归于简朴，安于自然，为即是得。为即是乐，好施乐为。

吴为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特别注意领会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再结合以前读过的外国名著，《复活》、《茶花女》、《羊脂球》、《项链》等。感觉到那些作品里面，在暴露揭露丑恶阴暗罪恶的东西同时，更有人性人味人情人理的深度挖掘闪现的一面，我们的作品就比较缺少这样的味道，丑陋的东西暴露得很充分，可罪恶的让人看了没有罪恶感，更少见人性的伟大张扬，甚至有些经典里面也很少有人性的东西在里面闪光，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熏陶下，可以想象人会是什么样子，再经过市场经济金钱的冲刷洗礼，有些人就更不像人样了。

一天，吴为翻阅散文鉴赏文库，读到鲁迅那篇国人极熟悉的文章

所描述的场面，一群人在看日本人杀人，被杀的是中国人，看杀人的许多人也是中国人。鲁迅看到的这个场面，促使他弃医从文，认为愚弱麻木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成为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不必以为不幸，救精神才是救国救民的第一要务，而文艺最能有效改变人的精神。

吴为想，崇信宗教的人，遇到精神困境总是要到教义中去寻求出路和归宿，宗教能够拯救人的精神。他心里产生疑问，文艺，能象宗教那样有效改变人的精神吗？鲁迅的观念可靠吗？蔡元培也曾经提出过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现在中国人经济富裕了可是精神上感受到的苦难却比过去深重多了，经济上的富裕并不能自然而然解决精神上的出路和归宿问题，文艺固然能够陶冶情操净化人的心灵，但是对人的精神很难起到类似于宗教的那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