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财政濒临崩溃的窘境下，老蒋出于对解放军的恐惧，却不得不将军队规模维持在500万上下，光是这些官兵所需的军饷就超出了重庆政府的财力极限。无奈的老蒋只得疯狂加税，再加上各级官吏纷纷从中贪墨，使得实际向老百姓征收的税款大得惊人，其中四川的情况最为严重，提前收税居然收到了二十一世纪

可即使如此，也依然无法填满巨大的财政黑洞，但重庆政府还有一招，那就是拼命开动印钞机，以恶性通货膨胀来饮鸩止渴，将沉重的财政负担间接转嫁给了国统区的老百姓，再加上胡卫东提出的“经济封锁”策略，导致国统区大中城市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使得物价愈发失控，仅仅1938年下半年这6个月内，国统区的平均物价就暴涨了一百倍以上，以致于国统区包括原本收入不错的知识分子与地主乡绅在内、除了最上层的权贵之外的绝大部分阶层普遍破产，一位美国记者在他的一篇报导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国统区的状况

“对于城市的居民说来，切身的问题不再是要**还是要独裁的问题了。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西南联合大学八十二名教授宣布罢教，说他们的月薪只够维持自己几天的生活。两天后，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七所主要大专院校都举行了罢课、罢教。重庆的十六所市立中学和二百三十四所小学也相继响应。从十一月十三日起，汉口地区的十八所高等院校和中学以及昆明、成都、重庆、长沙等城市成千上万名教授、学生都加入了罢课浪潮。西方意义上的教育陷于停顿。教师们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去借钱买粮。学生们替清寒的教授去排队买米

不久，开始有教员自杀。厦门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女教授服了毒，说她养不活她的孩子。国立广西大学的杜苏教授，因为付不起医院费用而跳楼自杀。汉民中学有一位教员自缢身死，因为有人看见他在路边卖自己的衣服，就怀疑他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不光教员，军官也有自杀的。骆英超少将从船上跳水自杀，遗书中说，“余从军三十载，身为少将，仍无法养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饿死”云云

麻木不仁和绝望情绪急剧扩展。与此同时，人们的怒火也不断高涨。成都的群众冲米店、饭馆、食品杂货店和煤球铺。警察抓走了数十名闹事者，但是后来又只得把他们释放，因为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有甚者，已经有警察在暴民冲进米店时，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一个警察对我说：‘我干嘛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