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非转头对倒水的姑娘道：“小郭，把关于电影语言讨论的文章都拿来，让望秋看看。”

吩咐之后，钟惦非拿起许望秋的文章，仔仔细细地读起来。许望秋的文章叫《论现代电影语言的中国化》，这一次许望秋在开篇就把太祖的观点亮了出来，指出文艺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而电影作为文艺的一种，也应该如此。

在亮出这个观点后，许望秋提出电影作为文化产品，满足群众娱乐需要的产品应该占主流，应该占整个市场的90%以上；而追求艺术性、追求思想深度的艺术电影比例应该在10%以下。只有把比例控制在这个范围内，整个电影市场才是健康的，整个产业才能稳步发展。如果艰涩、难懂的艺术片成为市场主流，观众看不懂这些电影，那么他们就会放弃看电影，选择其他的娱乐方式。如此一来，整个电影产业就会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许望秋也在看其他人的文章。钟惦非对许望秋说，他文章在《电影艺术参考资料》发表后，在电影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但钟惦非有一点没有说，支持的非常少，绝大多数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反对的理由各不相同，好莱坞是资本主义、江卿支持、缺乏艺术性等等。这些人都倾向于欧洲电影，认为中国电影应该向新现实主义、新浪潮学习，甚至有部分人不但反对电影公式化和套路化，而且旗帜鲜明地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性和故事性。他们认为电影完全可以没有戏剧性、人物、矛盾冲突，电影本体的造型等功能足以支撑一部电影。

看着这一篇篇文章，许望秋的心沉到了谷底，历史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现而改变走向，反戏剧化、反故事的思潮非但没有得到压制，反而提前来了。

许望秋知道在这样的纲领指导下，电影圈将对好莱坞谈虎色变，会唾弃商业电影。一个导演票房好不但不会受到追捧，反而会被评论界唾弃，甚至连导演自己都觉得低人一等。

导演张华勋连续拍出《神秘的大佛》和《武林志》两部卖座电影，其中《武林志》观影人次高达5亿，但张华勋收到的却是大面积的骂声，最终他放弃了动作片，连金庸请他拍《书剑恩仇录》，都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转向了偏文艺的片子。

导演李少虹因为北影厂让她拍商业片，委屈得直哭。田壮壮劝她说：“你拍吧，最起码你能得到机会，证明你是可以的，等得到认可就可以拍自己想要拍的。”最终李少虹哭着拍完了《银蛇谋杀案》。尽管这部电影大获成功，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但成名后的李少虹没有坚持《银蛇谋杀案》的路线，而是迅速转向艺术片。

在这种思潮的主导下，中国电影界出现了极为奇怪的现象，反故事的艺术片票房惨败，却赞誉无数；而商业电影票房大卖，观众如潮，但主创人员却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在这种思潮的主导下，有能力的导演不愿意拍商业片；而没能力的导演想拍又拍不好。

于是，整个电影市场几乎找不到合格的商业电影，而观众纷纷逃离电影院。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产业彻底崩盘，彻底陷入谷底。

作为东影子弟，电影系统在90年代的悲惨境遇让许望秋刻骨铭心。即使穿越了，即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不会忘记那个冬天，他和妹妹由于没有暖气冻得瑟瑟发抖；就在那个冬天妹妹死在了电影厂家属楼的强拆中。因为没有保护好妹妹，许望秋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

作为穿越者，许望秋有多选择，有很多路可以走，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电影，除了本身热爱电影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改写历史让妹妹活下来，让父母不再孤零零地过晚年。当然如果能让整个电影系统都过得好一些，他也是非常愿意的。

不过许望秋不敢说拯救中国电影这种话，不是他不愿意，而是这件事难如登天。中国电影在90年代陷入困境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有四个方面，电视和VCD的冲击；改革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文化系统和广电系统的矛盾；以及评论界对商业电影的排斥。

电视和VCD对电影的冲击是历史潮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这是政策问题，许望秋如何有能力改变；而文化系统和广电系统的矛盾是政府部门的问题，许望秋又如何能化解。唯一有可能改变的是，电影界对商业电影的排斥态度

许望秋希望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张一谋他们，让他们不要走上轻故事的老路；希望用自己的文章和作品去影响整个电影界，保住中国电影保持讲故事的传统；这也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可万万没想到他非但没有改变这一切，反而让灾难提前了。

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在许望秋心头腾起，像一块石子卡在肺管上，让他喘不过气来。

许望秋切实感受到了个人在潮流面前的无力，但他也清楚其实还是自己太弱，如果自己足够强大，如果自己能一呼百应，那情况可能就不同了。

许望秋右手紧紧攥住椅子把手，就像溺水的人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的树枝，他真的不甘心，非常非常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