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内斯酒店始建于1929年，是一家以艺术风格而闻名的豪华型酒店。酒店位于戛纳著名的克鲁瓦塞特大道，可以俯瞰地中海，拥有当地最大的私人海滩，酒店也是戛纳的标志性建筑。

走进酒店二楼的咖啡馆，许望秋抬眼便看到了正坐在靠窗位置，兴奋聊着的特吕弗他们。阿兰德龙他们几个演员坐在一起聊，而特吕弗他们几个导演坐在一起聊。许望秋径直走到导演那一桌，找了个位置坐下，然后招手叫来服务员点了一杯咖啡。

夏布洛尔见许望秋过来，向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介绍道：“这是《锄奸》的导演许望秋。”又向许望秋介绍道：“许，这位是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许望秋落座的时候就看到贝托鲁奇了，只是没有认出来。在他的记忆中贝托鲁奇是老人的形象，没有和眼前这张略显年轻的脸对上。他看过不少贝托鲁奇的电影，包括《同流者》、《巴黎最后的探戈》、《戏梦巴黎》等等，最喜欢的无疑要数《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的成功跟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政府不但动员了将近2万名的群众演员，还允许剧组进入紫禁城拍摄，甚至连文化部部长都亲自上阵在电影中出演重要角色。贝托鲁奇能得到中国政府的空前支持，不仅仅是因为他名气大，更重要的在于他是意大利共产党员。

许望秋微笑着冲贝托鲁奇点点头道：“贝托鲁奇先生，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看过你不少电影《同流者》、《巴黎最后的探戈》等等，我喜欢你的电影。可惜我们来戛纳来得晚，没有赶上你的新片。”

贝托鲁奇打量着许望秋，眼中眼中闪着惊奇地光：“你的《锄奸》非常出色，导演手法也极为娴熟，我以为是个非常成熟的导演，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年轻。”

许望秋已经无数次面对这个问题，应对起来非常轻松：“我是在电影厂附近长大的，而且有一个很厉害的师父，接触电影比一般人要早得多，比一般的年轻导演稍微要成熟些。”

贝托鲁奇微微点头道：“《锄奸》在视听语言上有很多创新，如果戈达尔看过《锄奸》的话，他肯定会很喜欢你。”

许望秋笑着摆手道：“不不，他会对我说，你应该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

贝托鲁奇微微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特吕弗、波兰斯基他们也都哈哈大笑。

贝托鲁奇受戈达尔的影响特别大，一直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1970年贝托鲁奇完成了电影《同流者》，那部电影有很多吸引观众的元素，比如政治、时髦、惊悚、追车、谋杀和性。电影在巴黎举行首映式时，贝托鲁奇向戈达尔发出邀请。午夜时分，戈达尔准时赴会，当时特吕弗和波兰斯基他们都在。电影看完，戈达尔什么也没说，只递给贝托鲁奇一张纸条，然后离开了。纸条上有一幅太祖象，戈达尔在下面写道，你要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

戈达尔不喜欢《同流者》主要是觉得电影太商业，是在向资本主义投降。许望秋的《锄奸》虽然在视听上有很多创新，但说到底还是商业电影，属于戈达尔批判的对象。

波兰斯基最感兴趣的是《猎鹰》中那个模拟炮弹飞行的镜头是怎么拍的。在笑过之后，他急不可耐地道：“《猎鹰》中那个非常模拟炮弹的镜头是怎么拍的？”

许望秋笑着解释道：“我们专门请人做了几架能够搭载摄影机的模型飞机，通过遥控器对飞机进行操作，进行降格拍摄，来完成镜头。为了拍摄这个镜头，我们先在模型飞机上搭载摄像机，让操作手进行练习。摄像机用的是录像带，拍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播放，而且可以重复拍，不会浪费钱。航模手练习了一个月，将飞行路线练得滚瓜烂熟，我们将摄像机换成摄影机正式开拍。不过即使是这样，这个镜头我们还是拍了三遍才通过。在后期的时候，我们通过抠像技术将炮弹顶部合成到了镜头中，就成了现在这个效果。”

在场导演听到这话都非常吃惊，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们怎么都没想到许望秋会用模型飞机来完成长镜头的拍摄。

特吕弗就更吃惊了，他拍过好莱坞电影《第三类接触》。在拍摄过程中，剧组使用了模型飞机将摄影机吊到空中拍摄一些镜头。据他所知，用模型飞机参与拍摄，在好莱坞也不过才几年的时间，没想到中国竟然有了。

不过仔细一想，他们又很快释然了。《锄奸》和《猎鹰》的烟火技术非常惊人，甚至在好莱坞之上，既然中国能掌握如此强大的烟火技术，那么掌握模型飞机拍摄也就不奇怪了。

夏布洛尔对解放军冲锋的长镜头印象十分深刻，这个镜头难度极大，尤其是爆炸的黑烟冲天而起，将摄影机都笼罩了。他实在想不出这个镜头是如何拍摄的，把疑问抛给了许望秋。

许望秋简单介绍了一下索道系统，并告诉他们明天下午会在海边展示这种设备，如果有兴趣到时候可以看看。在场众导演十分好奇，纷纷表示明天一定要看看。

特吕弗他们对《猎鹰》的评价都很好，认为电影水平很高，视听语言在《锄奸》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不过他们也指出了电影的不足，在人物的刻画上有些欠缺；如果增加十到十五分钟来塑造人物，那电影会更上一个台阶。

许望秋知道《猎鹰》在人物塑造上存在不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对《猎鹰》来说最重要的是赚钱。只有《猎鹰》在票房上取得成功，他的整个计划才有可能继续推进。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很复杂，许望秋不想浪费时间，就道：“我觉得拍电影最难的是寻找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平衡点，这个东西不像科学，是没有标准的。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因为过于商业而失去艺术性，或者过去艺术而失去了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