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北方不同，南方的城镇作坊已经逐渐取代了以前的庄园工业，这些工业品不但在向根特、特鲁瓦、吕贝克、威尼斯、阿马尔菲这些海外贸易城市出口，同样为王国的乡村供应了数量庞大的新式重犁和铁刃长镰，城市工坊的效率和品质控制比起旧庄园的乡下工匠出色得多，这对开始使用佛兰德马深耕的英格兰人意义重大，重犁在速度更快的耕马牵引下，能够深深楔入这个北欧岛国的深层沃土。在克吕尼会修士的带领下，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正在欧洲各地加速，而已经用效率更高的三圃轮作制代替罗马双圃制的英格兰人在这方面尤为勤奋，工作和祈祷，这是修会目前最喜欢的口号。

管理这样规模的扩张已经超出传统官僚系统的负荷，贤人会议的文书见证人名单越来越长，无论在首都还是各郡，贤人会议的集会都只能讨论最重大的一些问题，国王的统治却需要文官系统处理各种最琐碎的日常事务。

埃德加倒是没有在这个年代重建“威斯敏斯特体系”的想法，他需要的是一个服务王座的枢密院和文官系统，前者可以从贵族和主教中间选拔建立，后者则需要独立于贤人会议，只作为王座的雇员而存在。

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早已在使用12世纪以来数量激增的大学生为自己的政府服务，随着官僚系统的扩张，古时毕业后只能当讽刺诗人的大量学生更广泛地加入文官队伍，而在埃德加前世，东印度公司曾积极鼓吹的东方式文官考试制度最终形成官方议案，经历过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行政管理混乱后，女王陛下的政府终于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埃德加来到这个时代以前，托利党的迪斯累利政府刚刚下台，他对牛津出身的名相格拉斯通推动的文官制度改革并不陌生。

要推行内政改革，埃德加还需要得到教廷支持，尤其是在限制地方贵族买卖教职吞并地产的问题上。而对于发展新兴城市，教会也非常热衷，即便是圣奥默这类不受任何领主或主教控制的新兴自由城市也不例外——从一个城镇商人身上能收到的什一税远超过一个嗷嗷待哺的农民的全部家产。吕贝克的发展就离不开乌尔班二世的个人支持，这座波罗的海的新兴汉萨在教会的帮助下已经掌握了文德海岸的大部分贸易特权，汉堡主教在自己的教座上嫉妒地观察着这座东部堡垒的兴起，并写信指责这些社区的无法无天和异端倾向，然而大部分主教却不在乎布尔乔亚们享有的自由，他们更乐于分享自己应得的城镇税收——只要交一笔罚款，法院也会对波罗的海诸汉萨的布尔乔亚网开一面，汉堡正在兴建的司法宫就有来自汉萨城市的经济贡献支撑。

随着君士坦丁堡使节的到来，埃德加意识到英格兰需要加入乌尔班二世正在构建的国际外交体系，如果不能掌握这股东风，他将被隔离在地中海的贸易系统之外，满足于北方世界的有限财富，而财富对于王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今不是阿尔弗雷德大王在位的时候，王国内部等级森严，塞恩与刻尔各自依附于庇主，严格遵守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义务。英格兰的开放早在格林尼治兴建时便已开始，汉萨城市那样的自由社区如今在英格兰更加繁荣，在封建旧制正在瓦解的南方各郡，不但行政管理的格局在发生变化，军事制度同样难以为继，越来越多人口被卷入新的城市经济，在五港同盟辖境，封建义务几乎形同虚设，此番出兵萨克森，南方各郡明显无力提供麦西亚或诺森布里亚等地的兵役规模。

过去的武士向领主效忠，换取分享战利品的权利和领主的赏赐，最初是指环和其他珠宝，后来是土地的赐予，如今这些都难以为继，此次危机让埃德加意识到，如果不能在南方维持一支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他只能不断绥靖北方的领主们，这次是诺森布里亚和坎布里亚伯爵，以后甚至可能是切斯特或达勒姆那些边区的霍尔德乃至塞恩。

金雀花王朝建立之初就遇到过这样的封臣反叛危机，依靠强大的中央财政和临时佣兵解决了封臣叛乱的亨利二世并没有找到根治的药方，约翰王差点被封臣掀翻在地，王国的爪牙对王权既是护身符又是催命符，埃德加目前当然不可能清洗自己的武力根基，也不可能像阿列克修斯皇帝和后世的奥斯曼苏丹一样依赖外族士兵，他需要的只是内部平衡。

眼下更实用的或许是军事契约制，贵族们不会担心因为拿军饷服役而失去封地和特权，同时掌握财政大权的王室又可以通过这一制度控制兵役的数量和质量，兵力和装备无法通过验收意味着不能完成契约，王座不会付一个子。无论是封建旧军还是布尔乔亚民兵都会因为经济动力加入王室军队，并且接受严格的训练和检阅。这样一来，威塞克斯等地的人口优势和经济优势将为王室带来压制北方军阀的军事基础，虽然随着时代推进，布尔乔亚阶层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新的权力角逐者，那时候旧贵族或许反倒成了王室的主要支持者，但在眼下，这些人还是比不了根深叶茂的传统贵族。

若要推行军事改革，埃德加必须拥有更强力的财政基础，除了王室领地收入外，海外贸易的价值将会日益凸显——自沙漠中那位先知兴起便逐步对西方世界关闭的地中海即将重新打开，谁能够掌握这片黄金之海，谁就会主宰未来六百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