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书写记录文字的作者被称为

“圣人”，而书中记录下来的内容被称作

“道理”。而真正能够熏陶并改变人类性情的根本，其实在于哲学。所谓

“哲学”，本该是终极真相的揭示，通常却变成了对于一些追根溯源问题上的逻辑思辨罢了。

近代孔子的文章书籍，随处可见，而古代帝王圣贤的音容笑貌，浮现其间。

先王前贤的文化业绩，彪炳史册，孔夫子哲理箴言，始终闪烁着言辞智慧的光彩。

借助文章书籍的传承，原本遥远模糊的唐尧盛世，依然可以焕然一新，而历历在目；像近代备受盛赞的姬周故事，更是书山文海，以至于汗牛充栋。

所以说，凡历史性的丰功伟业，必须通过

“圣人”的文化记载，才能让后人效仿学习和发扬光大。例如：郑国攻陈，子产驳晋，孔子评价子产答辩是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宋宴折俎，繁文缛节，孔子欣赏贵族礼节为

“情欲信、辞欲巧”也。其实，前者的事迹，强调在实践上的功过是非，必须要据理力争和善言巧辨；后面的例证，说明于修养中的高低得失，必须要附庸风雅和言行得体。

然而，只有真正的志气轩昂，才有文采奕奕；唯有真诚的言谈举止，才能够雍容华贵……这才是秉文含章的金科玉律啊。

观察日月周转的规律，不得不钦佩明察秋毫后的神机妙算。熟稔著述成文的范例，同样也会有契合不变的规律可循。

文章规律，有的言简意赅，为了突出诉求主题；有的文采洋溢，为了浮夸丰富情愫；有的据理力争，为了追求独立门户；有的含沙射影，为了达到别样索求。

所以，孔子裁定《春秋》，贵在微言大义，而后学推敲

“丧服”，意在举重若轻……这就是言简意赅的目的。《诗经·豳风》善用连章接句叙事，而《礼记·儒行》习惯缛说繁辞讲情……这就是浮华夸张的典范。

书写书信契约，就要像《夬》卦一样刚柔果断；杜撰诏书檄文，必须有《离》卦一般火烈通明……这就是立场鲜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