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爰咨谋”（原诗大意：四处寻求出谋划策。）出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皇皇者华》。这首诗原本是君王派遣大臣，四处寻访贤达人士，征求治国方略。通过这样一种由上到下的行动而获得治国理政的意见建议，也就是本文所要讲“议”的内容。所以，这儿的“议”应属于因地制宜的时尚言论，依此能够满足解决现实问题的急切需要。

《周易·节卦》的象辞有：“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君子要敬畏数理的限制，参照对比，修养德行，谨慎举止。）另外，《尚书·周官》中则说：“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参考学习古代官场规则，规范自我言行，依此参政议政才不会迷途忘返。）由此可见，凡参政议政首先要懂得借鉴，而借鉴的首要问题就是懂得“节制”……这正是古代经典之中政治经验的精神所在啊。

春秋时期管仲讲过，轩辕黄帝之所以设置“明台”，主要方便各地域部落头脑聚在一起，共同谈论治理天下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像“议”这种自上而下的听政方式，可谓由来已久了。唐尧时代，洪水泛滥成灾，尧帝曾向担任“四岳”官职的大臣们，询问谁可以担当治理洪水的大任。虞舜在位时，也曾让大臣们推举可以胜任“百揆”官职的人选，并从中得到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名得力干将。到了夏商周三代，帝王开始直接到民间征求贤人理政，例如伊尹、傅说、姜尚等，都是由黎民百姓一步跨入王宫殿堂，并且举世闻名。

若讲述华夏历史上因“议”而闻名遐迩的故事，真的不胜枚举啊。《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宋襄公曾经被楚国拘禁，正是鲁禧公出面建议才得到释放，并最终成全了宋襄公的仁义名声。《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意欲在国内推行胡服骑射，殿堂之上与叔父公子成激烈争执再三，终于得到认同，从而公开推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锐意改革，是与甘龙等辩议公堂后，才赢得了独树一帜。以上事例，都是于宫廷内部在涉及治国方略上的辩论争议。那时候，像这种殿堂之上进行公开讨论的方法方式，尽管还没有成为确立重大国策的法定规程，但通过这种形式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不仅仅是移风易俗，简直就是惊世骇俗啊。

进入汉代之后，国家确立了驳议制度。而“驳”这个字，单从字义上，是指马的毛色不一致，用在这里则指“异议较多、意见不统一”。在整个汉朝时期，无论西汉还是东汉，礼仪昭彰且制度谨严。又因为汉朝政府特别重视知识、德贤和才干，所以那会儿举国上下，无论在朝在野，凡堪称儒雅博学的名家贤士，俨然蔚为大观。正因为如此，每当朝廷提倡可以公开讨论并上疏各种参政议政的言辞文论之际，单是汇集朝堂之上者，经常是人言鼎沸，并且莫衷一是。然而，恰是在驳议制度的保障之下，不单是各路人才蜂拥而出，而且真知灼见更是频繁出现。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汉文帝时的博士贾谊，每当朝廷诏令议对，其他人员还没有想出对策出来时，年轻气盛的贾谊已经开始侃侃而谈了，众人唯有啧啧称道吧。所以说，贾谊擅长驳议的才能名声，由此可见一斑。再者，像吾丘寿王（字子赣复姓吾丘武帝时从董仲舒学《春秋》迁侍中中郎后获罪被杀）的《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阐明了民间储备弓箭的必要。韩安国（字长孺武帝初御史大夫）的《辨匈奴》，公开倡议对匈奴采取和亲绥靖策略。再者，像贾捐之（字君房贾谊曾孙）的《弃珠崖议》，极力阻止陈兵海南，以免引起连锁叛乱。另外，还有刘歆的《孝武庙不毁议》，坦诚申辩宗庙去留与列祖功德的影响。上述作品，尽管内容各异，而且文采不同，但他们都完全抓住了“驳议”文本的叙事要领。至于其他者，像东汉时张敏（字伯达东汉章帝时为尚书在和帝时拜司徒）的《驳轻侮法议》《复上书议轻侮法》与郭躬（字仲孙东汉章帝时为廷尉）的《议秦彭擅诛》，以及三国时期程晓（字季明三国魏人官至汝南太守）的《请罢校事官疏》和司马芝（字子华三国魏人官至大司农）的《议货钱》，还有晋代何曾（字颖考魏末为司徒晋初拜太尉）的“蠲出女之科”和秦秀（字玄良晋武帝时为博士）的《贾充谥议》等，他们这一些作品，都是据实陈情，而且意见中肯，均属于符合奏议主旨的部分杰作吧。

当下回头观察汉晋之间，若总结“驳议”的社会成就，整个两汉时期首屈一指的应是东汉的应劭（公元约153-196年字仲瑗汝南郡南顿县人东汉学者），而在晋代责无旁贷的则是傅咸（公元239-294年字长虞北地泥阳人西晋文学家曾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封清泉侯）。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应劭的能力才干，堪称博古通今，看他存世的三十多篇驳议文章，足可使人见识何为涉猎广泛，而他的作品不但融会贯通，并且条理清晰。再看傅咸，不但政治远见卓识，而且能够直言敢谏，尤其刚正不阿颇具威名，其弊端在于文辞略显奢华。至于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人）的《晋书限断议》，其中针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断代见解，足见其人物的睿智和新颖，但行文有过多阿谀之词，不免损害文章风骨。他们每一个人的奏议确实各具特色，均在某一方面具备了比较突出的个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