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匈奴、鲜卑、乌桓、羌诸族的问题，都要从记忆中的历史上，寻找解决的办法。
这是族运之争，决定千年族运的争夺，而这方才是这个世界，杨伊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
命运掠夺的气运，也就是这千年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争夺的气运。
只要杨伊能厘定这千年气运的归属，那么命运怀揣的那些气运，也不会被它支配了，这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方式。
至于百战，那只是一个幌子，杨伊怎么会在规划好的棋盘上下这盘棋呢？
几个世界的积累，让她窥破了这场征战，最终胜负的方式，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以心决胜。
这本来就是一个个虚幻的世界，若是杨伊还要按部就班的努力百战百胜，随着命运的逐渐加码，她必然会有翻车的可能性。
这怎么允许！
所以，在不知不觉间，杨伊将这一次的比拼，演化到了极致，一举决定千年族运的演化归属，而这之后的千百年间，所有的王朝沉浮，诞生的人道龙气，都将被她一举吞下。
这由不得命运来做主了，他只是一个仓库管理员，仓库里保存的物品，都各有主人，也就是一个个王朝，它们有自主选择归属的权利。
坐镇在襄阳，但是杨伊却望向北域，这一局，她将运筹策帷幄之中，决千年族运之归属，而脑海中，那无数的历史片段，就是她胜负的关键。
清王朝乾隆二十二年，清军用武力降服了准噶尔蒙古部落，彻底瓦解了蒙古人对清朝的威胁。
但必须要看到，清朝绝不是单纯通过武力降服的蒙古人，在武力征伐之外，还辅以了系统性的政治手段，正是这种软硬兼备的策略，才使其再无“北患”。
清朝对蒙古的政策性手段，所知最广的大概就是“减丁制度”和“藏传佛教”。
实际上的“减丁制度”根本就是个谣传；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为，《外蒙古行记》中谈到，当地蒙古人曾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清王朝长期统治之后，而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这段话从数据上根本站不住脚，每个时代都有人口上限的，就像是如今，诸多夷族加起来也就五百万左右的人口，而这就是草原容纳力的上限了。
蒙古人同样也是生存在草原的，所以人口只会少不会多。
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大概是某些蒙古人不满于清王朝的统治，为仇恨而宣扬的。
而且，从从史料的角度上说，也没有任何可以佐证“减丁政策”的蛛丝马迹，基本可以推定此言不实。
而另一个主要观点，藏传佛教的影响到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藏传佛教的兴盛，显然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要知道，通过宗教施加影响是一个更柔性的因素，因为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接受程度和融合能力。
比如说中原地区也曾流行过外来宗教，但宗教并没有深刻改变中原汉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更何况，蒙古地区从原始的萨满教转向藏传佛教的进程，从蒙古帝国时期就开始了，而这时候满族作为一个民族还远远没有出现。
所以，只能说满族人有意识的借助了它的影响，而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其本民族自己的选择，二者间的主次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
自从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后，彪悍的蒙古铁骑就像狂风一般席卷了整个世界。
但必须得承认，当时的蒙古帝国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设实在是不值一提；别说高等级的文明特征，就连文字都没有，宗教也停留在杀生祭祀的原始阶段。
因此，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当地文化同化。
进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汉文化，中亚的蒙古族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触了藏族之后，大量蒙古人开始转信了藏传佛教。
作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萨迦派，俗称花教）的凉州会盟。
但必须要注意一点，元朝被重新撵到草原牧马之后，蒙古人的宗教系统退化了，重新回到了原始的萨满教阶段。
直到明神宗万历六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俺达汗的“青海之晤”后，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藏传佛教。
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地区大多数人信奉黄教（格鲁派）而不是萨迦派的原因；要知道凉州会盟时，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格鲁派的教派存在。
随着俺达汗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的颁布，从律法上约定了佛教的国教地位。
法典不但规定了僧人的来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但此人的亲戚可用牲畜赎回献身者，是王公则出牲畜五头，是平民则出牲畜三头”。
还详细规定了僧人的特权，“向喇嘛及班第（上层喇嘛的徒众）征用大车者，处以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马用于运输贱役者，处以马一匹的财产刑”、“掠夺僧侣所属爱马克者，处以铠甲百领、驼百只、牛千头之财产刑”。
但有意思的是，几十年过去后，并没有证据表明，蒙古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只是借助宗教的手段来消磨蒙古人，而不是仅凭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胁。
但公允的说，佛教的繁盛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清王朝初年，各部统计的蒙古族人口约为216万人，到了清末，仅剩下171万人。
要知道，当时清朝整体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唯独蒙、藏这两个佛教繁盛的地区人口增长停滞。
藏地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口增长历来都比中原缓慢，但蒙古地区则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