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间的洪流裹挟着，谁都摆脱不了终将走向灭亡的命运，所以，复古风的顺势上位，也算是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无论是用来反思过去，还是用来畅想未来，都是独一无二的记忆。或许，旗袍得以延续的秘密，就在这里……

作为中国的传统服饰，旗袍是当之无愧的国粹，可惜，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越来越不受重视，个中遗憾，恐怕只有经历过其辉煌期的女人才能感受到。好在，改良版一样经典，值得珍惜。

不仅保留了旗袍原本的东方韵味，还在其基础上增添了不少时下大热的流行元素，颇具领航者的风范。而且，受众方面也没有限制，只要对传统文化感兴趣，都可以驾驭，简直不要太大气。

当然，不喜欢改动太大的款式也没关系，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仿佛一副名作的花鸟图旗袍，就是改动不大的改良版，除了略微性感的长度和恰到好处的分叉，几乎沿袭了民国旗袍的精髓，古风满满。

可能是骨子里固有的温柔属性在作祟，新时代的旗袍，大都少不了蕾丝作陪，想想也是，一个温婉，一个大方，两种相似的魅力不谋而合的组合在一起，足以攻占所有女人的芳心了。

气质足够出挑的话，可以适当挑战一下颜色偏寡淡的类型，配合着极具年代感的提花工艺，以及零星点缀的宝蓝色装饰，整体格调都得到了提升，不用拉辅助就能穿出美感的旗袍，不入白不入。

着名作家张爱玲曾经说过：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众所周知，张氏中，出镜率最高的道具就是旗袍。没办法，罂粟般致命的吸引力，谁能抗拒得了。

大概是遭到过太多次调整的缘故，旗袍的定义至今都存有争议，但是，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其是悠久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的事实，因为，表里可以不一，灵魂无法撒谎。

旗袍，中国和世界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虽然其定义和产生的时间至今还存有诸多争议，但它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

旗袍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7，有部分学者认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的深衣，民国20年代之后成为最普遍的女子服装，由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年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

50年代后，旗袍在大陆渐渐被冷落，尤其文革中被视为“封建糟粕”、“资产阶级情调”遭受批判。

80年代之后随着传统文化在内地被重新重视，以及影视文化、时装表演、选美等带来的影响，旗袍不仅逐渐在大陆地区复兴，还遍及世界各个时尚之地。

论及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通常认为在20世纪民国时期，郑逸梅先生即称“原来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国后始御之”?。至于具体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对比较含糊。

周锡保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均以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后，周氏还以1923年的画报等资料推断，所谓旗袍在其时的上海数十人中不过一二。

事实上，以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对社会现象敏感程度，一种新式样的风行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报》等报纸上很难查到有关于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资料为旗袍在1925年的出现提供了佐证。

在作为旧帝都的北京，也有记载表明旗袍时尚始于1925年。因此，将旗袍流行的起始时间视为1925年当为合理。

旗袍是最代表中国传统特色的女性服饰。她适合于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去穿着。换句话说，就是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旗袍，旗袍的优雅、高贵不是任何一件衣服可以匹敌的，因为它包含着我们传统服饰最优秀的成分。如今，大肆流行复古潮，一些改良过的旗袍又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妖娆的一件旗袍穿上身，瞬间就诠释了所有的情韵。

旗袍的样式起源，在学术界争论很多，主要观点有四种：

第一种以周锡保先生《中国古代服饰史》为代表，认为旗袍即是从清代旗女的袍服直接发展而来。但也有学者认为：“民国旗袍虽然具有类似于旗女之袍的形式，却不再具有旗女之袍的涵义，如果完全认为民国旗袍是直接由旗女之袍发展而来，未免有失偏颇”。

第二种以袁杰英教授《中国旗袍》以及包铭新教授《中国旗袍》《近代中国女装实录》为代表，认为旗袍和旗装袍有一定继承关系，但同时认为旗袍的源头应是西周麻布窄形筒装或先秦两汉的深衣。

江南大学崔荣荣教授也在着作《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中说：“有些人质疑旗袍是满族服饰……我认为这些认知是片面和表面化的，汉族的袍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满族的袍和褂的历史渊源又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我想很容易得到。”国学大师章太炎亦认为：“昔诸葛亮造筒袖铠……满洲之服，其筒袖铠之绪也。”将满族服饰的源头追溯到三国时期的蜀汉服饰。

第三种以王宇清《历代妇女袍服考实》为代表，认为中国妇女所穿的袍，远溯周、秦、汉、唐、宋、明时代，并不是只有在清代旗女才穿袍服。

他认为旗女之袍对民国旗袍有影响，但不认为二者有直接继承关系，因此认为民国旗袍称之为“旗”袍并不合适，所以他倡导旗袍改名为“祺袍”，并把“台北旗袍研究会”改名为“台北祺袍研究会”。多年以来，台湾服装界人士一直呼吁为“祺袍正名”。

第四种以卞向阳教授《论旗袍的流行起源》为代表，认为旗袍是中国服装传统的西化变异。融合了旗袍马甲和文明新装的特点，同时又结合了西式裙装的配伍形式，构成了既有西方流行的影子而不同于中国传统袍服，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象征的新时尚流行和服装审美的特点，可为中西服饰交融的设计典范。

他同时认为“旗袍”名称的起源是一种“误称”，因为较早倡导旗袍的群体都是都市中受西学影响较深、追求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的新女性、学生等社会群体，她（他）们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她（他）们的祖先在清初经过流血抗争才为汉族妇女取得不穿满式服装的权利，她们不可能去复辟帝制时代的、还是异族压迫者的服饰，所以旗装袍在民国复辟的条件并不具备。

而民国之时“旗袍”的称呼之所以最终会流行开，是因为整个清代，汉族女装依然保留汉族女性传统的“上衣下裳”制。除了贵族命妇礼服外，寻常女子一般并不穿袍服，而旗女不论贵族女性礼服还是寻常女子的日常服饰却都是袍服。

因此在长达近300年时间的潜移默化下，普通人已经习惯了“女之袍”的历史记忆，所以在民国旗袍开始出现的时候会给普通人一种这是“旗袍”的联想。

实际上民国旗袍首倡群体并不承认“旗袍”这个称呼，而是“只叫它做长衫、长衣或长袍，与男性服装混为一词，1926年2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有短文《袍而不旗》，提议改称“中华袍”。又有人提议叫做祺袍的，但兜兜转转的，最后还是叫回旗袍了。”

“旗袍”是专指民国出现的旗袍，还是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在内，旗袍概念的界定，和旗袍起源样式一样在学术界颇有争议。

众所周知，旗袍在文革期间被当成“四旧”“封、资、修”的象征进行批斗备受冷落，对于旗袍的研究在学术界成了禁区，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后对旗袍的研究才在大陆学术界才逐渐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早期，基于政府提倡的“中华民族是一家”政策，同时为了证明旗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贵的出身，研究旗袍是学者有意识地把民国旗袍和清代旗人服饰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联系起来。“‘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并非特别之多，但也自成一派。”

比如《辞海》中有关于旗袍的注解：“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

例如郁风的观点：“旗袍，顾名思义，是指清朝满人入关前后八旗妇女的衣袍，即以满蒙为主体的关外妇女的常服……这种旗袍主要在北方流行，南方妇女仍多数沿袭明朝风俗习惯穿着较长的上褂，下露长裙。”

又例如袁杰英的观点：“旗人的常装与军装不同，一般是袍服，……一直是以简约的直身为基本样式，均称旗袍。、”“旗袍在清代是男女通用的衣着，只是在穿着风格上略有不同，官制与民用在选料、配饰方面加以区别而己。”

但是“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在学术界受到质疑。“在整个清代浩瀚的文献中，‘旗袍’一词从未出现，在清代旗人称呼自己所服袍服为旗服或旗装，满语称呼为‘衣介’。旗袍二字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词出现，最早见于1918年沈寿口述，张睿笔录的《雪宦秀谱》一书中：‘绷有三：大绷旧用以绣旗袍之边，故谓之边绷’。这里的旗袍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指代某种刺绣服饰的名词。”

当今学术界主要的观点认为“旗袍”指民国旗袍，在民国时期发展成熟并形成较稳定形态的女子袍服，下面列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周锡保在其着《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中认为：“满族妇女的长袍……这种长袍开始时极为宽大，后来也渐变为小腰身，其时间已接近于辛亥革命前夕。这种长袍，到后来却演变成为汉族妇女的主要服饰之一，即后来称之为旗袍者。

包铭新在其着《中国旗袍》一书中也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旗袍的内涵要比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丰富的多。广义的可以说旗袍经历了清代旗女之袍、民国时期的新旗袍和当代时装旗袍三个时期的发展，其中以民国时期的新旗袍最为典型也最为重要。狭义的说，旗袍就是民国旗袍，当然也可以包括民国以后基本保持民国旗袍特征的旗袍。”

卞向阳在其《论旗袍的流行起源》一文中说到：“所谓‘旗袍’，指衣裳连属的一件制服装（One-PieceDress），同时，它必须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观表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叉的细节布置，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包含清代旗装的袍和民国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义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样。”

在民国时期的杂志上，也有许多关于“旗袍”概念的讨论，如1937年《现代家庭》杂志上署名昌炎的作者撰文“十五年来妇女旗袍的演变”中写到：“什么是旗袍，可说是民国纪元后适合新时代中华女子经变演出来的一种新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女子仿制以前清旗女衣着式样的一件曾经改制的外衣。”

民国旗袍风行的原因，有众多学者和当时的媒介认为，民国初女子为寻求思想的独立和女权的解放，效仿男穿子长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汉族女性自汉代后，服饰逐渐只穿“上衣下裳”式，俗称“两截衣”，穿袍服几乎成为男性的专利。女性穿“两截衣”也被成了封建礼教对女性压迫的象征。

民国建立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大量涌入，国家饱受列强侵略和军阀战争之苦，思想先进的年轻人积极学习西方，特别是女性勇敢地追求解放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当时爆发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以年轻人为参与主体的社会运动，为当时女性寻求思想解放和平等权利提供了巨大推动力。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旗袍的缘起时，也是站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比如吴昊的着作《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一书。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还有ESSIELING。

张爱玲女士就曾在《更衣记》里写道：“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王宇清先生也持有这种观点：“旗袍，这后来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女装，却原来竟是新潮女子们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呢”。

辛亥革命前夕的许多积极参与革命团体的青年女性也喜穿长袍，周亚卫在《光复会见闻杂忆》中回忆1907年秋瑾的装束：“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给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年轻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

所谓女子为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穿男子长袍之风气，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结束。1920年《民国日报》刊登朱荣泉写给楚伦先生的信，讨论女子着长衫的文章——“女子着长衫的好处”，“长衫”最初是广东一带对男子长袍的称呼，可见当时上海地区女子着长衫者已经不罕见。

经过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女子放足、剪发运动，女性的解放到了20年代中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伴随女权运动的发展，女子服男子长袍的现象在全国也越来越普遍。北京的报纸载文：“如今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将来的男女装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

不仅北京如此，“在广州通衡大道之中，其穿长衫之女界，触目皆是。……而无论贫富贵贱之家，若系女界之年少者，一若非具备一长衫，即不足以壮观瞻。“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年轻女性着男子长袍已是成为一种风气，但是在当时舆论之中并没有太多的鼓励，反而批评者不少。到了后来，北伐胜利之后，旗袍便己经完全恢复了女性的气质，很少再能见到服男子长袍的女性了。

在浓厚的清朝封建礼教氛围中，想要妇女如现代一般外露曲线是不可能的。清代旗装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平直，使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改于满族妇女的旗装，但旗袍并不是旗装。

旗装是满族绵延至今的民族服饰。旗装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下摆不开衩，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在袖口领口有大量盘滚装饰。黄色是皇家独尊之色，民众是忌用。旗装色彩鲜艳复杂，用料等花色品种就多样，喜用对比度高的色彩搭配。

在领口、袖头和掖襟上加上了几道鲜艳花边或彩色牙子盘滚设计。旗装是一种平面服饰，盘滚成为旗装除面料外的唯一设计空间，因而以多盘滚为美。清末曾时兴过“十八镶”（即镶十八道花边）。清代旗装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浸袭着清朝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文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

风行于二十世纪20年代的旗袍，是由中国传统袍服在民国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以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20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矮，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立了一功。

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效仿，几乎成为20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交际花唐瑛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

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

30年代和40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女装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这时的旗袍造型纤长，与此时欧洲流行的女装廓形相吻合。此时旗袍已经完全跳出了旗女之袍的局限，完全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新服式了。

先是有了“别裁派”的说法。旗袍的局部被西化，在领、袖外采用西式的处理，如用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等，或用左右开襟的双襟。这些改革的应用虽并不广泛，但表示了当时人们思想上的自由，旗袍原有的程式不再是必须遵循的。

旗袍与西式外套的搭配也是“别裁派”的一个特点，这使得旗袍进入了国际服装大家族，可以与多种现代服装组合，说明它已经“国际化和现代化了”。

20年代的旗袍仍然宽大平直；与当时流行的倒大袖相呼应，旗袍的下摆比较大，整个袍身也是呈“倒大”的形状。但肩、胸乃至腰部，则已呈合身之趋势。

张爱玲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这位以善于观察和描述时装的女作家所说的“初兴”，如果是指20年代，那“严冷方正”一定是她童年的印象了。

30年代末出现了“改良旗袍”。旗袍的裁法和结构更加西化，胸省和腰省的使用旗袍更加合身，同时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也合体了。有人还使较软的垫肩，谓之“美人肩”。

这表明女性开始抛弃以削肩为特征的旧的理想形角。这些裁剪和结构上的改变，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上海鸿翔公司的后人金泰钧先生对此坚信不疑。他本人虽未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全部，但他在40年代工作于鸿翔时，还可从老师傅处获得有关于此的很多

这时旗袍已经成熟已经定型，以后的旗袍再也跳不出30年代旗袍所确定的基本形态，只能在长短、肥瘦及装饰上作些变化。全世界女性们所钟爱的旗袍，就是以30年代旗袍为典型的。而30年代的旗袍，就是以海派旗袍为楷模的。

二十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旗袍的样式很多，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

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俑者。

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

二十世纪初盛行内穿喇叭型宽大袖子的短袄，外套前后摆及地的无袖长马甲。此后旗袍在边、袖、襟、领等处作了一些改动，增加了装饰，出现繁复的变化。但仍保持旧式旗袍马甲的平直宽大风格，袭用传统的直线裁制方式，显露不出女性的窈窕身段。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旗袍在长短、宽窄、开衩高低以及袖长袖短、领高领低等方面的改动尺度有所反复。1929年，受欧美短裙影响，原来长短适中的旗袍开始变短，下摆上缩至膝盖，袖口变短变小。后来又有校服式旗袍，下摆缩至膝盖以上1寸，袖子采用西式。

这一改变遭非议，1931年后旗袍又开始变长，下摆下垂。三十年代中期发展到极点，袍底落地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原先能遮住手腕的旗袍袖子缩短至肘部。以后袖长越来越短，缩至肩下两寸，1936年后几乎无袖。

清代旗装不开衩，出现旗袍后，旗袍在缩短袖子时也悄悄在左边开低衩。后来衩越开越高渐渐及膝部高到大腿。由于有人反对，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1933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