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时乌克兰农业传统是私有为主，推行集体化非常困难。

而苏维埃政府把推行国有化当作唯一的解决路径，可是在1929年底，整个集体化率只有5.6%，只有不到20%农户愿意加入集体农庄。

于是在1930年1月5日，推行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议，正式提出全面集体化的方针。

1930年2月份乌克兰政府不顾农村情况，强行推行集体化，并且提出，谁反对集体化就是反对当时的苏维埃。

实际情况却是，要强行被交出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加入了农庄。

而且强征过程中爆发了大量的殴打、杀害基层干部的情况，整个基层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于是很多农民开始滥杀牲畜，认为杀掉吃肉都要比卖给苏政府要好。

从1928年到1930年，乌克兰家庭饲养牲畜数量减少了一半还要多，很多负隅顽抗的农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有320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斯大林认为农民的保守性导致他们顽固不灵，严重阻碍了苏的现代化，而且还要把消灭富农的集体运动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而当时乌克兰的富农有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他们不但保留乌克兰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而且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

这些富农不但抵制农业集体化，而且还不愿意把粮食卖给政府，他们宁愿冒着风险，把粮食卖到自由市场，而获得更高的利益。

因此富农成为集体化运动的绊脚石，自然成为**的对象。

于是斯大林开始划定富农标准：

“每口人年收入超过300卢布（但是每个家庭不少于1500卢布），从事经商、出租农具、机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等。具有这些特征之一者，均可划为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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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判断乌克兰有近15%的富农，而据后来官方数据统计，当时乌克兰只有不到3%的富农，这就导致了消灭富农运动的扩大化。

而且在地方上，这些村干部有生杀大权，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是否具备富农的标准，这就造成了地方上的一幕幕悲剧。

1930年为了消灭这些富农，苏政府派遣了大批城市工人，这些大都是积极分子，先后派遣6.2万人来镇压富农运动。

有85万乌克兰人，因为这次富农运动被迫迁往西伯利亚，很多人死在迁徙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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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过苏联的地图，你一定对苏联广袤的领土印象深刻。

苏被乌拉尔山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乌拉尔山西边是俄罗斯，乌克兰，东边就是西伯利亚。

这块22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整个欧洲的2倍。

整个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却蕴藏着丰富的矿藏、皮毛、森林等资源，苏时期这个地方几乎成为一个巨大的监狱，大批流放人员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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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没有修建铁路，整个道路泥泞不堪，有些沼泽地泥土甚至没过膝盖，一个被流放的人要经历4-5年才能达到流放地。

如果是夏天，前面犯人踩出的尘土能够让后面的人窒息。

路途中经过大片的草原，流放者没有树木可以躲避烈日的暴晒，很多人中途虚脱而死。

如果是冬天，西伯利亚零下20度的气温，会让人胡须都结上冰。

风湿、肺炎、肺痨、镣铐造成的溃疡、污物造成的皮疹以及住房过于拥挤造成的斑疹伤寒症，让1/3以上的流放者死在途中。

这些事务虽然不是基洛夫负责的，但是他通过各种渠道多少也了解一点，所以基洛夫的内心十分煎熬。

在他心中，这些血腥残忍的行为无疑是让这个伟大的国度蒙尘。

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自己又不是苏维埃的最高领导人，如果自己是总书记，一定不会让这些情况出现。

等等，基洛夫放下了文件，有些惊恐。

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是自己对于斯大林同志不够忠诚了吗？

“看来是自己读太久，脑子不清醒了。”

基洛夫看了看窗外的天色，摇了摇头，驱逐出了脑海中的思绪，整理完文件之后打开门走了出去。

只是基洛夫不知道的是，有些想法一旦出现了，想要消失就不是那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