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史贻直和鄂善都是深沉人，三个人在西配殿恭领圣筵，几乎没说一句话。几个太监十分殷勤，听见一声咳，就端漱盂、递毛巾；见端杯就执壶斟酒。对此他们也深感不安，小饮三杯共祝圣寿，捡着平素爱吃的菜用了几口，便退出西配殿。史贻直、鄂善二人还在天井里向正殿三拜，而后退出。孙嘉淦随着高大庸又回到养心殿内东暖阁。
“用过筵了？”乾隆一手握管在一份奏折上写着朱批，一手指指旁边木杌子，头也不抬地说道，“锡公免礼，那边坐。大金川那边有些藏民不安分。这是张广泗的折子。张广泗这阵子讨了没趣，现在也得抚慰几句——朕批完跟你说话。”孙嘉淦只得斜欠着身子坐下。孙嘉淦到这里不知来过多少次了，都是见礼说话，事毕叩头辞行。此时无事仔细审量，从东暖阁向西望，明黄重幔掩映西文几书架错落有致，地上黑青色方砖光可鉴人。西暖阁向北似乎还有回廊过道，一重重门前都站着宫女。偶尔也有执事宫女来往，着的都是平底软鞋，脚步轻盈。正殿须弥座空着，旁边站了八个太监，都是手执拂尘目不斜视。暖阁隔扇屏风旁，躬身侍立着高大庸和卜仁、卜义等五个贴身内侍。看着这如此势派，孙嘉淦只觉读书人十年寒窗，梦魂萦绕的所谓玉堂金马、起居八座皆成粪土，真令人销尽意气……正寻思着，听见纸声沙沙作响，孙嘉淦忙收神看时，见乾隆已写完御批。
高大庸早就盯眼儿瞧着，见乾隆合笔，忙上前赔笑道：“这些个事奴才办，主子您歇着。”乾隆说道：“这个案上的奏折文书平时由朕自己整理。你奉旨就整理，不奉旨一张纸不能动。”他看着孙嘉淦，脸上才带出了笑容：“从汉唐到前明，有多少糊涂皇帝，吃了这些下贱阉宦的亏。圣祖爷天生龙德，太监们不敢稍有放肆；世宗爷自来严峻，小人们也不敢干犯；朕是承业之主，要是不防微杜渐，早晚也要叫他们哄了去。因此要立规矩，太监言政、干政者，立杀不赦！朕所看的奏折，无论紧要不紧要，谁敢私看、私传，立杀不赦——高大庸，你可听着了！”
“是是是！”高大庸忙道，“太监们连我在内都是贱种！回头奴才一字不漏地把主子的旨意传谕全宫。”
乾隆将那五十根蓍草收拾起来攥在手里，对高大庸道：“你跟朕来。”说着径自骗身下了炕，向正殿走去，孙嘉淦不知皇帝要如何动作。乾隆已踱到西暖阁隔扇屏风前，一撒手便将五十根蓍草棒撒在地上。他指着那些横七竖八散落在地下的草棒说道：“这里要天天打扫，但打扫过之后草棒要照现在这样子摆好。朕立下的这制度，就叫‘规矩草’。大清一日在，此草千年万载就这模样！”说罢也不理会愣在那里的高大庸，踅回身惬意地喝了一口**，对孙嘉淦道：“朕处置如何？”
“皇上，”孙嘉淦一欠身子说道，“臣今儿请见，并不为那份伪奏折辩冤而来。但请皇上严谨宫禁、疏远内监。这是臣要奏的第一件事。皇上已如此办理，臣之建议已不及圣虑之万一了。臣心中实在赞佩莫名！”乾隆指了指卜礼，命给孙嘉淦赐茶，说道：“看来你要说的还不止这一条？”“是，”孙嘉淦庄重地说道，“臣要说的，还有皇上的心！”
乾隆的笑容凝固在脸上，许久才回过神来，慢慢将**放在桌上，不疾不徐说道：“愿闻其详！”
“皇上行仁政，天下无论黄童白叟，人人皆知，这上头臣没话可说，”孙嘉淦静静地望着乾隆。只有此刻，乾隆才看到了这位老臣子当年面谏直陈的铮铮铁骨。他换了庄容，凝神倾听孙嘉淦说道，“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原本也无可挑剔。但治乱如阴阳运行。阴极阳生，阳极而阴始。事当极盛之时，必有祸乱隐伏，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到它显现出来，已是积重而不可返，您说是不是呢？”
乾隆原是怕这位不讲情面的元老当面揭短，兜出棠儿之类的事来。听他这样说，顿时上了心，身子一倾说道：“锡公，你说下去，放胆地说！”
“臣不想就事论事。那样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孙嘉淦受到鼓励，脸色涨得通红，侃侃言道，“正为主上威重望高，已收天下之心，臣要提醒陛下三习一弊。
“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主上出一言而盈庭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臣民们确是出自本心，但您耳朵里整日装的都是这些颂圣的话，也就听习惯了。只要不是称颂，就会看作是拂逆，看作是木讷，就会觉得是笨。这样久了，颂扬得不得体的，也就觉得是不恭了。
“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主上您每天见的，都是趋跪叩首，谄笑媚迎。您登极以来惴惴小心，极少错误。您越聪明，下面越觉得自己笨，您越能干下面就越服您，这原也是好事。但时日久了，只要不媚您，就会觉得是触犯您了。
“天下事，见得多了便觉得不足为奇，办得多了便都觉得是老生常谈。问人，听不到自己的短处；反躬自省，又寻不到过失。要做的事自信都是对的；发的令，自信它必然通行无滞。时日一久，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乾隆透了一口气，显然，他没有想到孙嘉淦并没有就事论事地讲说伪奏折中的那些事，也似乎并不急于弄清造作伪奏折的人。这样奏谏既不伤自尊，又切中要害。乾隆不禁暗思：“不愧名臣，一步步铺陈，看似平淡，其实咄咄逼人。”想着，笑道：“当年你谏先帝三事，朕没有亲见，也是这么从容么？这说的是‘三习’，那么‘一弊’呢？朕洗耳恭听。”
“不敢。”孙嘉淦正容说道，“当年谏先帝，是直指政务失当，冒死上言，自然是谔谔而言。主上现在并无大政失误，臣不过以一得之虑，防患于未然罢了。自然是侃侃而言——有了这‘三习’，自然就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臣亲眼见皇上摒弃内侍干政，凡举制度皆是圣人之道仁君之心。原觉得这些话多余，但臣已经老了，皇上春秋鼎盛，有万里前程，心里有这些话不说也就是事君不诚。近君子而远小人，这道理就是三四等的皇帝也都懂。哪个皇帝不以为自己用的是君子，而是小人呢？”
乾隆怔怔望着孙嘉淦，叹道：“何尝不是这样！朕最怕误用小人，冤了君子。但小人和君子也太难分辨了。”
“皇上此心上通于天，是社稷之福。”孙嘉淦不紧不慢说道，“‘德’为君子独有；‘才’君子小人共有；而且小人之才常常胜于君子。语言奏对，君子讷直，小人谄谀，这就和‘耳习’相应；奔走周旋，君子拙笨而小人伶俐，这又合了‘目习’；课考劳绩，君子常常孤行其意，又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工于显勤，这和‘心习’又相投了。时日长了，黑白可以变色，东西可以易位。所以《大学》里讲‘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真真的不容易！由此看来，治乱之机，决定于君子、小人的进退；进退，又掌握于人主的心意。人主不期望人敬，而自敬，于无过错时谨守，不敢自以为是。时时事事守着这自敬而不敢自是之心，王道治化哪有不昌盛的呢？”
乾隆一边听着，一边在地下来回踱步。老实说，孙嘉淦的这些话和他今日心境并不十分相投，显着是有点空泛。但对照那份伪奏折里头指责自己的那些细事，有的确实也不是捕风捉影。这个孙嘉淦到底是实指什么事呢？想着，乾隆问道，“你说的道理很清楚，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朕是很留心的。朕想的也许琐细，现在就觉得有小人作祟，但遍观诸臣，又难以实指啊！”遂将近来发生的诡谲怪异之事，以及在张廷玉府中所谈的都告诉了孙嘉淦。“头绪这么多，很觉得难以下手。锡公你有什么看法？”
“有线索的，明查；没有线索的，暗观。”孙嘉淦道，“比如说冒用我名义诽谤圣上的；山西张广泗插手军事，几乎导致全军败亡；一定要追究。若不追究，这类事就会越来越多。像八王议政这些事，皇上不妨再看看。是真的想恢复祖制，还是另有图谋。君子小人没有跳不过去的鸿沟。有些人根底好，但染了恶习就是小人。有些人原先好，后来会变成小人。也有的——当然很少——比如前朝名臣郭琇，先是贪官，后来一翻所为，成了铮铮君子。这个是没有什么一定之规的。所以臣说，治乱之道在哪里？就在皇上心中！您自己立心光明正大，这一条站稳了，进君子退小人就是自然之理。刻意地追求君子，寻查小人，反而是下乘之道了。”
乾隆脸一红，想到了棠儿：确实是人家丈夫在外立功，自己在后头……想着不禁一叹，却转了话题，问道：“你是康熙五十二年的进士吧？”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