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是个在政治上大事情“拿主意”的人，但对于细琐的工作则不是其强项，一切都有赖于以王永江为首的东北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发改委的前身，张汉卿挂名主任）实际执行，他的主要工作在于“用惊人的预见性给东北新政以奇思妙想”（参见《中华民国史----张学良传》）。

东北新政之初，财政紧迫的状况非常明显。东北虽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却缺乏必要的人口来开垦。此时农业耕作还处在近乎原始的肩挑手扛（这种状况在正史上的60年后改革开放好久时仍然在中国遍地出现），短期内个人也没有能力开垦如此之多的土地。生产力的低下束缚着农业的发展，而农业正是张汉卿赖以为工业输送营养的基本要素。

搞工业，需要钱，钱开始只能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中来；农业要想大发展，生产效率要提升，需要机器等工业的成果，仿佛陷入一个死循环。张汉卿不是搞经济的专家，但是经济学的理论他明白，这一点甚至要比东北许多财经界的高手们还懂得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钱最终还是得从农业中来。

其实东北在全国来讲并不算穷，这里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水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极为适宜农业发展。工业上，因为日、俄先后侵入，并将这里作为其原料的采集地，带动了采矿业、炼铁业及相关产业的出现，相比较而言，在工业方面，除得赖于沿海的地理优势的天津、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外，当时全国还没有比东北工业更“出色”的----虽然东北也只有算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式的工业。

根据为解决地多人少的状况而制定的《东北移民法案》，政|府为从关内和朝鲜边民的进入大开绿灯。由于关内连年内战，以及听闻东北有地可种的吸引，赤贫的中国人口从华北大量涌向关外。京奉线上，闯关东的优惠政策继续执行，在京津水灾开始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一百多万赤贫人口移民东北，其后以月入十万人的速度增加，到1919年1月，全东北人口（仅关外三省）为2622万，到年底猛增到2783万人，1920年底更达到3097万人，此一趋势明显加快。

感谢上帝！张汉卿虽然不是忠诚的基督教徒，却忍不住对风调雨顺的气候大加感激，因为1918年又是个丰收年。随着又一个丰收年，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所据的东北三省年产大豆200万吨，小麦160万吨，稻子56万吨，小米80万吨，高粱640万吨，玉米4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48万吨，棉花24万吨，烟草13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320万匹，牛240万头，羊2400万头，猪3200万头。全地区年产粮食约1600万吨左右。政|府统计局的信息显示，截止12月底，全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1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东北已是不亚于江南的“北方粮仓”（历史以来本就如此）。

农民丰收了，有一定经济地位的老地主们也富了，可是国家除了收取可怜的一小部分农业税外，好像完全与此不相干。之前政|府的种种努力，有种与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行！张汉卿要想方设法从农业中取得不斐的利润，不然国弱民富，他自己的多方努力，只是把东北养肥了而已，难道对于肥猪屠户就不杀了？错！肥猪是屠夫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