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皇帝殡天后，朱允炆顺理成章的成为明朝第二个皇帝。改年号建文，故后世也称之为建文帝。

全天下的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皇帝会是朱允炆而不是最像太祖皇帝的朱棣，马和和道衍也谈论过这个问题，包括如果发动夺嫡谋位有多少的获胜机会，马和和道衍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朱允炆绝对不是咱们燕王的对手。

原因很简单：

关于传位，燕王朱棣太像太祖皇帝朱元璋了，太祖皇帝知道如果传位给朱棣他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他的兄弟，太祖皇帝虽为一代明君但是他也是一个父亲，自然不希望自己骨肉之间自相残杀，传位给宅心仁厚的朱允炆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关于实力，太祖皇帝知道朱允炆治世可以统兵不行，所以杀掉很多功臣，太祖的目的是为子孙创造一个平稳的条件，可他不知道此举反而削弱了朱允炆的左膀右臂，为此朱允炆坐江山少了很多保国大臣，而燕王这边有着马和和道衍以及众多的文臣武将；

关于血统，太祖皇帝虽然有很多个妃子，但是马皇后是他一生中最爱的人，朱棣的母亲不是马皇后，朱棣的母亲只是太祖皇帝的一个妃子，身份不够高贵。按照传统，只有皇后娘娘的儿子才有机会继承皇位，其他人很少有机会。朱元璋的大儿子朱标，即为马皇后嫡出，又为人仁孝，一直受到朱元璋的赏识，在朱标死后朱元璋爱屋及乌，让朱标的儿子皇太孙朱允炆做储君，其实还是看重他的出身。

关于大势，太祖皇帝想的是非常的完美，一切血腥杀戮由他来承担，给子孙一个太平盛世，仗已经打完了自然即位就轮不到能征善战的朱棣了，而自由接受儒家思想，内政手腕颇有能力的朱允炆才是太祖皇帝心中的最佳人选。

建文帝朱允炆上台之后，一切如太祖皇帝所料，建文帝增强文官在国政中的作用，大量的减免税负，宽刑省狱，严惩宦官，同时改变其祖父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

建文新政是的大明的开国以来第一次政治改革，其内容也是惠及天下百姓，故天下人对建文帝登位颇为认同。正如太祖皇帝所言，朱允炆登记后天下归心，大明的天下一片繁荣景象歌舞升平。

马和对这个新上位的皇帝也是相当认可，才略姑且不论，他至少是一位仁义之君，有这样以为皇帝实则是天下之福。

不过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朱标的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却十分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

建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让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政。他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但是在马和道衍看来这些看似美好的变革都是乌托邦一样的幻想，若是付诸于实际恐怕多半会惹出祸乱。

建文帝朱允炆上台后把三位儒家学者引为心腹，他们分别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方孝孺其人，马和已经暗中在意多年，不过关于黄子澄和齐泰二人马和却是知之甚少。

既然如今二人都被建文帝在朝堂上奉为上宾，马和自然不免花费了功夫对两人生平考究了一番。

黄子澄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他在早年曾经参加科举中进士第一名。他在明太祖时代担任过很多官职，现在被已经被建文帝朱允炆任命为翰林学士，并参与国家政事。

齐泰是跟黄子澄同年的进士，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者，特别精于礼和兵法。他在太祖皇帝弥留之际受顾命，以护卫皇太孙和嗣君，被新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参与国政。

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儒家一向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理论过于迂腐，儒家的名作《周礼》更是一部关于乌托邦式政府的经典著作。黄子澄就是书呆子而齐泰虽然懂兵法却更善于礼法，这样两个人主持朝政明显缺乏实践意识和从事公共事务的经验，也没有领导才能；他们对于问题的分析往往限于纸上谈兵，不切实际。

在马和看来，黄子澄，齐泰这两个人虽然都是满怀政治理想与抱负的儒者，却由他们主持朝政势必会为大明的江山带来意想不到灾难。

与这两人相比，还是精通兵法且被道衍十分看好的方孝孺更加值得马和重视。若是有一天朝廷与燕王开战，方孝孺必定会成为阻止燕王最大的绊脚石。

不过如今太祖皇帝新丧，又有遗诏传世，再者天下人又已经归心建文帝，纵然北平燕王势力不弱但是与朝廷相比起来却依旧是不可同日而语。

建文帝上位后，采取了齐泰、黄子澄二人的建议，除了不断改革朝政之外，更是迫不及待的暗中开始执行削藩政策。

齐泰、黄子澄以诸王权势过大，恐难驾驭为由，力主削藩。正所谓急功近利大抵是如此了，若是朝廷不逼迫的太紧，藩王纵使有别样的心思但是碍于朝廷威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待到诸王死后，其子孙的影响力必定已经大不如前，届时再执行削藩一事必定是水到渠成。

当年太祖皇帝朱元璋为确保明王朝能够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于是就是分封诸王。他把宗室二十五人封为藩王，分驻北部边境和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皇室。

太祖皇帝有言道：“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从全国来看，这些封藩主要有两类，一是腹里，二是边塞要地。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无敢钧礼。

大明的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两万人。九位边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甲士尤多。

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十万，大宁的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

但是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所以太祖皇帝在分封诸王之时就曾规定凡受封诸王必须离开京城，到封地就藩。不允许各亲王之间相互往来，即使入朝，也不能同时前来，必须一王离京，另一王才可启程。太祖皇帝此举的目的在于避免诸王相互串联，与中央相对抗。所以诸王就藩，可以说是“生离死别”。

太祖皇帝六月驾崩，建文帝登位后采取方孝孺的建议七月便是开始削藩。燕王朱棣坐镇北平拥兵数十万，在诸位藩王里可谓是独占鳌头，而周王是燕王同母兄弟，朝廷怕他与燕王沆瀣一气，于是决定先废周王。

朝廷称周王次子朱有爋告发父亲谋反，派曹国公李景隆以备边之名经过开封，将周王全家押回南京，废为庶人，迁往云南蒙化。

次年四月，朝廷连削齐、湘、代三位亲王，废为庶人。湘王更是不堪受辱，为保名节举家自焚；齐王被软禁在南京；代王被软禁在封地大同。两个月后，又削了岷王，废为庶人，徙漳州。

朝廷为了提防燕王朱棣造反，朱允炆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随后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驻开平，并调走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

种种消息传至北平，燕王朱棣深谙大事不妙，若不有所行动恐怕早晚要步了诸王的后尘。于是急招北平文武百官商议对策。

适时燕王朱棣虽然雄兵在握，自身又有雄才大略堪称天下枭雄，然而朝廷的势力较之燕王要强大许多。

燕王虽然有十万精兵但是却只有北平一隅之地，而朝廷垄断整个天下不断有着数倍于燕王的兵力，而且拥有着整个天下的经济赋税和子民。况且如今天下人多数已经对朝廷归心，若是起兵对抗朝廷就等于是直接谋反，不但没有人响应还会遭天下人唾骂。

虽然情势已经迫在眉睫，但是燕王心中依旧没有与朝廷对抗的勇气。

燕王召集北平文武王府议事，多数人都建议燕王朱棣交出兵权向朝廷示好唯有道衍马和以及少数的人一言不发，朱棣听了众人的建议脸色十分难看，但也是深感无力。

燕王朱棣也是满心的疑问，我朱棣一生为大明征战四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朱允炆一上台就要削藩，连北平这个安生之地都不留给我，难道我朱棣真的要交出兵权苟活一世吗？燕王朱棣是何等人物，若是废掉他的权力，恐怕无异于夺走了他的性命。

道衍见燕王神色有异，深知燕王忧心重重，于是在离开之前将书信一封交与燕王视之。

书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敌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

书信所言正是当年官渡之战前，郭嘉写给曹操的十胜十败之论，当年曹操与袁绍短兵未接，曹操担心袁绍势大犹豫不决，郭嘉因此留书解之。如今此论被道衍拿来激励朱棣实可谓是异曲同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