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胜见官怨沸腾，就专门儿开了一个组织工作会，在会上放出风说，那些在机构改革中失去领导职务的人只是暂时的，等过一段时间，自会有新安排，现在都先回到组织部，等候组织上重新安排工作。还说要有领导素质，不能动不动就上访，并放出狠话，要是谁上访，组织上就把他的事儿往后放放。这样一来，那些非领导们表面上稍稍安生了些，不再去上访，那些有门路的就开始重新找门路，争取个好岗位。

过了没几天，上了岗的领导们的位置就安排好了。李庆久由副镇长升任副书记。孙太梅本来想在梓圩当副书记的，没当成，又通过关系，调到了外乡任副书记。这样梓圩的纪委书记又腾了出来，没有党委秘书了，舒新跟贺勰关系一直不错，贺勰一力挺舒新当纪委书记，又领着舒新到县纪委吴书记家里拿去了两万块钱，最终，舒新跳过了副镇长这个隐形台阶，直接当上了纪委书记。武装部长李万吉也成了副镇长。

苗种为苗王的事儿上至上林的市级领导，下到武莜的县级领导，认识的、能帮上忙的都找了个遍。苗王在官场上经营多年，加上自家的经济实力，在维持关系上不惜代价，因此好多人都答应帮忙。柳承恩、张柏袅也都分别找了王国胜。苗种又给王国胜送了五万块钱。王国胜答应一定给苗王安排一个好位子。

王国胜知道自己面临着执政武莜以来的最艰难的局面，不想办法把这些非领导干部消化了，武莜就会不稳定。而稳定不稳定已经成为上级领导考察地方干部的一个潜在的尺度，你的辖区里今儿个上访明儿个上访，就说明你这个一把手不称职。王国胜日思夜想了多少个日夜，终于下定决心，把原来小范围实行的到龄退二线制度推广开去，不这样的话，迟早要出事儿。后来王国胜就让武部长在县委常委会上提了出来，常委会上也通过了，具体内容是：武莜的县委为了实现干部年轻化，规定副科级干部五十二岁、正科级干部五十三岁都不再担任实职领导职务，退居二线，是副科级的，转成正科级虚职，工资也跟着提一级。此政策一出，虽然好多人一时接受不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接受了，只除了那些如计生委、人劳局这些要害部门的领导不愿意退职外，其他部门，尤其是乡镇的，基本没什么意见。尽管上级有要求不准领导干部提前退岗，可是现在的领导职位越来越少，特别是机构改革后，乡镇的领导职数一下子减少了五个，要求进步的多，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不提前退二线，年轻干部们就失去了干事创业的激情，整个干部队伍就难以盘活。那些不想退居二线的，最后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弄到最后，往往是随便调到一个坏单位了事儿。当事人也不敢说什么，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以，组织部一说让退居二线，就不敢跟组织部顶牛，都举双手赞成。

臧天城在机构改革没过多少天，就到了龄，回到了县直单位。苗王逢人就说要是县里早出台这个政策，早点叫臧天成回县直单位，他就是第六名，也不会下岗了。

没过多久，就腾出了好多的位子。那些回到组织部的下岗的非领导们，就有了地方安排。县人大白主任的儿子到了纪检会，保留副科级，任二室主任。副部长的儿子到了人劳局，任副局级领导。苗王的机遇最好，恰好县民族宗教局局长五十三岁了，按照县里规定，退居二线。民宗局局长要求非党干部担任，苗王就是非党，而且还是少数民族，几大因素一综合，苗王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顺利当上了民宗局局长。张红卫则从副书记直接提拔成科技局局长，位子虽然不重要，但是柳承恩说了，这只是一个跳板，等有了更好的职位，一定给女婿留着。张清玉则回到了物资局，副局级干部。梓圩的其他几个委员，都回到了县直一些单位。李青实接了李万吉武装部长一职。上挂省纪委的钱铭早对乡镇领导职位失去了兴趣，办完手里的案件后，省纪委的领导们就要给他办理正式的调动手续，调到省纪委上班，因此对这次机构改革，钱铭犹如坐在云端的神仙，坐看龙虎斗，不发一言。

那些竞岗中失利又回来的人又在王国胜、武部长这些县领导们身上花了二遍钱，虽说又走上了领导岗位，心里多了一股子的不平之气。柳承恩的钓鱼巷又忙乎了一阵子，到最后结算时候，柳承恩仅是帮忙要官一项，就有好几十万的进项。

最倒霉的是张金银，想起自己在弄副科时候花的六万块钱的代价，干了这几年的领导，本钱还没有赚回来，心想着一定要弄个实职再干两年，捞回本钱。在组织上找他谈话时候，他根本就不提回县直单位的事儿，因为他知道以他的年龄，到了县直，肯定是不会给实职了，他要求回乡镇给个实职。谈话的领导只说给县委汇报。张金银就找到了亲家柳承恩，柳承恩也勉强答应帮忙。可是最后送钱的人实在太多了，柳承恩把亲家的事儿忘到了脑门后，等张金银给自己打电话时候，才知道张金银被告老还乡，回到了梓圩，任副乡级领导干部。柳承恩安慰了一番，说下次有机会一定会招呼好，一定安排个好位子。

张金银听了亲家的话，就知道在敷衍自己，再过几年，自己都多大岁数了！错就错在自己过分相信亲情，没有给亲家送钱，要是送了钱，亲家就肯定不会忘了，因为，恁些找她办事儿的人都没有忘记，都办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