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安排妥当，建隆七年阴历六月初十，各路兵马陆续离开辽阳城，开始按计划行动。

相对与曾志林、杨克复的北面打击集群，邹振远、邢正男率领的南面打击与边界巡逻保护集群所面临的困难要更多一些。辽阳城以北的州县虽然数量较多，但其中大多数在曾志林率部南下时已经被清扫了一遍，接管、接收难度比之辽阳城以南要容易许多。更不要说，自打耶律阿保机平灭渤海国后，辽国与高丽的边界便一直处于模糊状态，很多地方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契丹、女真、渤海、高丽以及汉人等各民族百姓杂处而居。要想厘清其中关系，恐怕也非一朝一夕能够办到的。是以，在离开辽阳城之前，邹振远和邢正男等“南面打击与边界巡逻保护集群”的指挥员一方面向了解南面各州县及鸭渌江（鸭绿江）周边情况的原东京道官员和本地“暗羽”探员尽可能多的打听、询问，另一方面也携带了充足的作战物资，制定了多套应对方案，以备万一。

虽然自从进入北平军体系走行武这条路后，邢正男也参与了不少的战斗，其中不乏一些大规模的灭国之战。但其中的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跟随中军行动，担任参谋工作，很少有领兵到一线作战的的机会——唯一一次身处第一线亲自指挥作战还是当初平灭南唐时八叔徐绍安轻敌冒进中伏，身为副参谋长的他组织指挥人马进行援救。

当然，此前一直没有独自领兵作战的机会并不是说邢正男能力不够，主要还是例次作战的指挥者怕让他冲到战斗一线，万一有个闪失，自己没法向五哥和五嫂交待——邢正男虽非王崤峻亲生，但对这个十岁丧父、十五岁丧母的义子，王崤峻和张晓菲却是待如己出，关爱有加，不比王桓、王棣，乃至刚刚三岁的王楷等亲生骨肉差。实际上，此次能够与邹振远率领“南面打击与边界巡逻保护集群”南下，而不是被留在辽阳城陪十二叔黄海一起“坐镇”中枢，还是邢正男跟几位叔叔软磨硬泡，再加上王崤峻经不住他的再三发电请求，专门发电报给黄海、曾志林等人表示同意后，才好不容易得来的——尽管身为副指挥的他很可能同样得不到在一线亲自指挥的机会，但好歹也算是作战行动的直接指挥员而不是参谋人员了。

邹振远、邢正男所部自辽阳城南下，初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嫔州、海州、耀州、辰州等沿途州县的官员守将见到兵临城下的近两万大军，基本没有什么犹豫，便顺着随大军行动的耶律贤所派的“传旨使者”宣读的“献城圣旨”这个台阶而下，干脆利索的开城投降了。是以，南下的最初一段时间邹振远和邢正男等统兵将领过得很是悠闲，比之日常训练似乎还要轻松一些。

这种情形自然不是一心想要独挡一面、亲临一线指挥的邢正男所所愿意看到的。是以，在兵不血刃轻取耀州后，他便不断在主将邹振远的耳边唠叨，希望对方能够准许自己率一支偏师脱离主力，先行赶往鸭渌江（鸭绿江）边，展开边界巡逻保护行动，以免那些“可恶”的高丽人趁着周军北伐、辽军无暇南顾的机会，加紧对原辽国土地的蚕食和侵吞。只是，任凭邢正男为自己提前率军前往鸭渌江（鸭绿江）罗列了一堆理由，邹振远的回答永远都是那句“此番南下首要任务是接受原辽国各州县，高丽与原辽国边界素来模糊不清，想要解决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急在这一时”，便把自己的这位世侄给打发了。

眼见无论自己怎么“蘑菇”邹叔叔都丝毫不给让步，邢正男心里虽然很是郁闷，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耐着性子跟在邹振远身边，继续这场在他看来与日常行军拉练没什么区别的作战行动。以至当“南面打击及边界巡逻保护集群”抵达辽阳西南三百五十里的宁州新安城下时，邢正男多少有些意兴阑珊，没有如接受此前几座城池那样跑到队列前面去观看守军献城投降仪式，而是懒懒的待在中军，与几名相熟的中级军官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闲天。

邢正男在中军打不起多少精神，负责“护送”耶律贤所派“传旨使者”的四名“保安军”骑兵也同样兴致缺缺。在最初两次“传旨献城”的新鲜感过后，这四名骑兵便进入了应付差事的状态，陪着那名负责传旨的契丹使者在每座计划接收的城池下面走一遍过场，重复着之前重复了多次的接收过程。是以，当四人陪着“传旨使者”来到新安城北门外，听着后者将那道已经听了无数次，几乎都可以背下来的“献城圣旨”絮絮叨叨的念了一遍之后，位于使者左侧的那名“保安军”骑兵连长便习惯性的从怀里掏出信号枪，准备城内官员守将遵旨而行、打开城门后，向不远处的大军发信号，以便相关文武官员按程序接收城池。

就在这名“保安军”骑兵连长已经将手中的信号枪击锤扳下，准备抬手发射的时候，之前一直寂静无声的新安城北门突然传来一阵嘈杂之声，紧接着就听到有人用比较生硬的汉话喝斥道：“宁州乃是渤海故地，四十年前为契丹强占。如今契丹已亡，渤海即将复国，此地自当重归渤海国。尔等亡国之使，有何资格下旨别国，真真是可笑至极。来人，于本将乱箭齐发，射死这几个无耻狂妄之徒。”随着这几句喝斥，百余名弓箭手自城墙之后探出头来，弯弓搭箭向城下的五人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