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9章 伸向咸阳的手

甘罗愿意回京，那么宝鼎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政治理念上，宝鼎坚持大一统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但统一后中土形势严峻，内忧外患，所以在实现高度中央集权制之前，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也就是中央领导下的郡国制。

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君王和豪门贵族，贵族和普通国民，中央和地方，中央和军队，等等关系之间，因为激烈的利益之争，矛盾异常突出，不排除爆发冲突的可能，所以帝国危机四伏，国祚有倾覆之险。

中土若要稳定，首先就要稳定中央，而稳定咸阳政局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秦王政及其坚持中央集权的士卿大臣们为“一足”；宗室、外戚、本土老秦人和关东系的大部分豪门贵族对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攫取欲望，这些豪门贵族及其所属势力是“一足”；宝鼎则要以北疆边郡和北疆军队为基础，以维护和强大统一的新帝国为目标，建立“第三足”。

中土距离统一的时间越来越近，按照宝鼎的估猜，也就四五年的时间了。宝鼎打算利用这四五年的时间完成北疆防御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在大秦政治格局中以“第三方”势力影响朝政，一方面为未来的南北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在宝鼎在北方实际控制了各边郡，而不久新的北疆大军在中原战场亮相之后，其强悍的实力足以让宝鼎在政治上赢得更大的话语权，但这种威慑力需要强大的财赋为支撑，也就是说，宝鼎必须赢得咸阳的信任，必须保护和支持咸阳。

由此宝鼎需要在中枢安置自己的亲信，由这些亲信来代替自己在中枢发出“第三种”声音。既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又尽力保证政局的稳定，以完成自己做为政治格局中的第三方势力所必须行使的权力和应该承担的责任。

甘罗在宝鼎的讲述下，彻底理解了宝鼎的政治理念和自己进入中枢的重要意义。

甘罗出自寒门，又有坎坷的经历，他的政治理念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吕不韦的严重影响，他坚持“法治”，追求中土的大一统，但他对集中中央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官不能与民争利，在财富分配上，财富要向普通国民倾斜，农耕和工商要并重，工商是税收的重要来源，在政策上要扶持，民富则国强。由此延伸，“民”在权力上也要享有更多，从刑法到教育等等，君王和中央都要给予政策上倾斜，继而建成一个和平的宽松的与民休养、安居乐业的新大秦。

这一政治理念集中体现了寒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它代表了这个时代中下层民众的基本要求，与宝鼎的政治理念颇为相近。这也是甘罗愿意追随宝鼎，而宝鼎也愿意接受到他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蓼园系的核心成员与宝鼎的政治理念基本一致，否则彼此也难以认同，宝鼎更不会让诸如赵高、甘罗、曝布、章邯这些人进入蓼园的核心层。也正因为如此，甘罗很快便估猜到了宝鼎在与秦王政的离石会面中所做出来的妥协，只不过他没有想到宝鼎高瞻远瞩，马上便拟定了新目标，拿出了新谋划，而这一新谋划关系到大秦的未来，甚至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命运。

甘罗在其中承担了重要的使命，这让他感觉难以承受，不堪重负。

“分封的口子已经撕开，滔滔洪流正咆哮而出。”甘罗考虑良久，不得不提醒宝鼎，局势的发展恐怕已经失去控制，“统一后，内忧外患，各种矛盾累积在一起，如同山洪爆发，咸阳试图在‘法治’的堤坝上加筑‘中央集权’，以更高更坚实的堤坝强行封堵，而你未雨绸缪，知道洪水来势太猛，堵不住，于是用封国制在‘法治’的堤坝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洪水未到，就先行泄洪，开辟泄洪区，这样洪峰到来的时候，就可以避免‘法治’堤坝彻底崩溃的危险。”

“这一设想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咸阳不遗余力地封堵‘缺口’，顽固坚持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而豪门贵族不惜代价要‘决堤’，要摧毁堤坝。这时候，你这位始作俑者想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显然不现实。”

宝鼎沉默不语。

“老夫人和少夫人回京，咸阳重新任命南阳守相，实际控制南阳郡，这一切虽然表明你本人向咸阳宫低头了，可以一定程度上警告坚持分封的豪门贵族，从而确保中原决战的胜利，但胜利之后呢？”

“胜利之后你回北方，北方拟建三个封国，咸阳的意思很明确，第三个封国要等到大军攻占河南之后，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建立。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第三个封国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河南之地是你打下来的，你理所当然要领封国。”

“在这种舆论下，你经略北疆，事实上就是在背后推动分封诸侯。既然你在北疆推动分封，那么南疆呢？西疆呢？山东齐地、江东楚地呢？如果这些遥远边陲的封国封君、镇戍军统率、地方郡县官长们都仿效你的做法，各自在地方养精蓄锐，然后与中央貌合神离，待时机合适，与中央直接对抗，那么后果如何，不问可知。”

宝鼎心情烦闷，冷声问道，“如此说来，我不该撕开这道口子？”

甘罗苦笑，忧心忡忡，目光中更带着一丝迷惘。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甘罗说道，“统一后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那么咸阳宫和豪门贵族之间必定有一场厮杀，这场厮杀如果豪门贵族失败了，大量的功臣被弃置，对大秦是个严重的打击，而其中的矛盾虽然被强行压制下去，但因为没有化解之策，它还一直存在着，等待着爆发的时机，一旦爆发则山崩地裂，大秦有倾覆之祸。”

“咸阳宫之所以在你的胁迫下推动国策的变革，撕开了分封的口子，其原因估计就在这里。咸阳宫肯定也看到了危机，所以接受了你的过渡策略，但过渡策略事实上还是没有解决根本性矛盾，矛盾还在，只不过以过渡策略延缓了矛盾爆发的时间而已。”

宝鼎暗自叹息，他也知道自己的策略没有解决根本性矛盾，所以矛盾还是要爆发。现在他只能期望矛盾爆发的时间无限期推迟，最起码等到南北战争结束后，等到大秦在北疆战场上击败匈奴人之后再爆发。当然了，也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但前提是，中土要稳定，君王要绝对强悍，中央要有绝对强大的实力，否则肯定要以战争来解决矛盾。

难道这个时代的根本性矛盾就没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这个时代的根本性矛盾传承了近千年，从周武王分封诸侯开始，到春秋，到战国，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始终围绕着“分封”进行惨烈搏杀，而搏杀的群体也始终集中在诸侯和士卿之中，也就是掌控着中土权力和财富的豪门贵族中。

观念的根深蒂固造成了矛盾的不可调和，观念落后于时代，而时代在发展，最终就是以血腥的屠杀来摧毁旧观念，也就是摧毁旧的贵族群体。

秦王政统一中土，屠杀了一批旧贵族；项羽一把火烧掉咸阳，又屠杀了一批旧贵族；五年的后战国时代，残余的旧贵族们互相屠杀；直到刘邦击杀项羽，再度统一中土，旧贵族们总算被杀得干干净净。

即便如此，刘邦和他的追随者们还是屈服于残余旧观念，在实施中央集权制的同时，封王封国，而郡国制一度岌岌可危，最严重的时候，中央实际控制的土地甚至还不如一个封国之王，地方势力已经凌驾于中央之上。七国之乱是个转折点。到汉武帝时期，削藩撤藩总算完成，中土才真正进入高度中央集权制时代。

历史发展规律的背后就是血腥的屠杀，时代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场场的杀戮，摧毁旧观念就必然要摧毁持有旧观念的群体，事实就是这样残酷。

甘罗和大多数才智出众的官僚一样，都在观察和思考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但思考的结果令人沮丧，如果要大一统，要和平，那就必须建立新观念，新秩序，新国策，就必须摧毁顽固而强大的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