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令，因为对地方教案“处理不当”而被免官。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官场的黑暗、戊戌变法的失败，因此非常希望通过办报来呼吁国民救国图强。当时爱国学社刚刚成立，经费不足，遂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报社写评论一篇，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为报酬。

而新版《苏报》一经推出，就以其“针砭时弊、力主改革”的办刊风格赢得了知识界的青睐。梁启超曾称赞说：“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迷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1903年2月，已经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的《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一栏，将各地学堂中的*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进步师生的抗争。这样，《苏报》大为世人瞩目，不但稿源不成问题，销售量也是节节攀升。

如果仅仅报道学界风潮，抨击权贵，那也最多只是态度偏激而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报》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措词越发尖锐，矛头指向也更加明确了。

到了1903年五月末，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为《苏报》主笔，使《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

六月初，年少气盛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苏报》进行了大胆革，宣布“本报大改良”，将报道“学界风潮”的栏目移到头版头条，言论更加激进；随后，苏报在《革命军》发表后，发表了章太炎的评论文章，盛赞其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六月二十日，又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该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号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六月二十二日，更是刊出《杀人主义》一文，狂歌“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

如果说苏报将革命声浪发挥到极致的是大力推崇邹容的《革命军》一书，那将反革命革命声浪推进到顶点的便是章太炎批驳康有为的政论文的发表。而《苏报》的张扬和无所顾忌，早已引起了清廷统治者的震惊和仇视，最后的案发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谓盛极而衰，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苏报》的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了几十处，令上海滩老牌大报《申报》都黯然失色。而辉煌的顶点，恰恰也是它的终点。

邹容刚从日本回国后，寄居在爱国学社，与章士钊、章太炎等人意气相投，是比较熟悉的。而陈文强恰恰是因此而有所担心。因为《革命军》是伪名发表，外人不知作者为邹容，但章太炎等人却是知之甚详的。

而且，章太炎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那些著作，绝非普通疯子所能结撰。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