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商朝时期，语言又有了变化，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地东夷语，来到中原后被夏语和诸多原始汉语方言融化成中原官话的雏形--华夏语。。．cn。商都虽然多变，但确实就在冀州朝歌、洛阳和豫州颖川之间移动，这一点，学者们已经通过挖掘证实了，而商朝时期就以洛阳一带的方言为标准音最终形成了华夏语，到了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方言、鲁方言，华北平原西部的原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言，到了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终于形成，也就是新地华夏语，其根基还是商朝地华夏语，但音字都已经融合了齐、鲁、燕、赵四方言，和老的华夏语有了很大地差别。”
“到了春秋五位大贤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雅言)即所谓的周语和秦晋方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汉语官话，实际上就是雅言地格式为基础，融合了各地的音调最终形成了新中原官话，真正华夏时代的华夏语则在吴越以南的部分地区还有保存。”
“再到黄巾之乱，朕离开洛阳前往襄阳立楚。由于官员以洛阳旧部为主，但楚言和雅言之间差别很大，卢公就以雅言为基础，融合楚言的词汇和部分音调做为楚地地官话。可在朕掌位之后，由于朕大力吸纳流民，导致中原百姓数百万的涌入楚地，官话又从偏向楚回归到以秦汉时期的新中原官话，到了移都天京城，新中原官话又开始吸纳燕北方言，加上鲜卑、骊族的子弟涌入天京城弥补人口不足地问题，今天的天京话又开始在新中原官话的基础上略有北方化，可以说，今天我们司隶一带的天京话。他已经是雅言、楚辞、燕语和新中原官话四大语系的大融合的结果（我估计这种音调和今天山东河北为代表冀鲁官话、苏州、扬州为代表的吴越语都太相同，但相对最接近原华夏语）。”
“如今各地语系复杂多变，天京话为代表的新中原官话，江东的吴越方言，交州广南的粤系，还有扬南广北地闽系，巴蜀荆南的楚系，这些都是推行通行言的阻碍。朕的意思是重新规定新中原官话为基础，吸纳各地方言的天京话为国语。进行统一教育，各地基础教育中，必须以国语为基础，再次统一天下之音，允许各地说自己的方言，但必须同时掌握国语，无论藏州、燕州等州，还是中原各地，只要是中央二十八州内。就必须国语外，而各省汉民必须追求纯国语化。大汉、罗马、希腊三地学者在巴比伦省为了方便巴比伦省及周边邦联国、同盟国学习汉语，不是用罗马音标对汉语进行标注了吗，其实在大汉帝国内也可以这么试验下，看看是不是更方面普通子民学习汉字，统一国语的音。”
“在行文上面。朕希望推行新文。字形不求简化，但行文记叙不再追求文化。而是追求规则化，在口语化的基础上进行规则化，帝国的法律如果帝国子民都看不懂，那我们制定法律有什么用，帝国地德法同治的根基就是让帝国子民懂法、守法而不违法，而不是他们犯法了，我们再去处罚，朕说的法制帝国，他不是一个用法处罚的帝国，而是一个守法的帝国。”
“文教总院准备主持国语的新化工作，朕的标准是语音的统一化和天京化，行文的规则化，推行标点符号和巴比伦数字符号，数学、天文学、统计学和自然学科地学术论文中，涉及到数字的时候，都采用印度数字符号，即0-9的数字符号（公元前三世纪，已经从印度的婆罗门时代诞生了）。我们的很多文啊，一句话写出来，能有四五种含义，除了写文章的人，外人都很难清楚真实地含义，只能是推敲，推敲下来，各个人理解还不一样。你们看，儒家地典籍，那已经论证多少次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行文不规则导致地结果，所谓行文的规则化就是单个字和词汇可以多意，但一句话必须有非常清晰的意思，不允许有多种意思，写文章的人，多写几个字会死嘛，不会死为什么不多写几个字，把意思表达清楚啊，那都是效仿古文，周朝文字量不足，所以行文只能一句多意，现在呢，文字的量已经足够，但很多学者还是在拼命地效仿古人，写出来的文，含含糊糊，不知所云，连朕都经常不知道他那几句话具体的意思到底该怎么理解。朕啦，不要求行文完全口语化，这样一来，文章的美就没有了，但朕希望那些写文章的人，多写一些字，接近通常的说话，把意思表达清楚，引经、押韵、据典都很正常，为了文章的华美嘛，可你写学术论文，写史志，写剧本，就不要给模模糊糊的，要让懂汉字的人都能清楚明白你表达的意思。说到底，新化就是介于文言文和口语化之间的规则化，语法化。”
“还有避讳的问题，从朕开始，天下文章都不用避讳，否则那些文章写出来的意思更含糊。荆扬两州早期就推行了文地言化工作，也就是最初的新化工作。一方面是略微口语化，但主体上还保持着非常规则的设置，使大多数的典籍都有荆、扬两地的官方认可注释版本，官方地注释版本一出来，各个学者就不要再去注释。很浪费帝国资源，一个《大学》，帝国就有二十多个注释版本，各家有各家的注释。没有几个版本在细节注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文教总院必须在新文规则诞生后，准备负责三个具体的项目，一个是《帝国总辞海》地编订，对全国内的各地词语进行总汇，二是统一教材和法律注释的新化，推行民众的普及化教育，新化就是必须进行的事情，对于字体上。也适当的简化，对主要运用的三千字，要进行统一的简化，不要简化到失去原先的象形意，即适当缩减笔划，凡是笔划再十六笔以下的都有必要行简化，凡是常用地三千字，即《汉文三千字》之外的字，即使超过十六笔也有必要简化。”
“第三呢。将华夏年以前的文章称为古文，对以后的文章称为新文，将所有古文都进行官方新化工作，这是文教总院十年内都做不完的工作，要仔细的完成，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按部就班的完成。文教总院要主持好，各大学府承担主体工作，对传统典籍文章进行标准注释。以后就禁止注释工作，不要国家政府注释了以后，一些人再来新释，让一个典文的含义有几十种，结果所有大汉学者每天做地事情就是引经据典的考证古文的真正含义，还美名其曰做学问。这种事情给朕少来。除了文学院和历史学者外，谁再这么无聊。立刻剥夺国家年俸资格，大千世界不去研究，一天到晚的埋在几百年前的书籍里，就为了考证具体的含义，还得意洋洋的自称古学至上。朕不阻止他们研究这些，想研究的话，朕一分钱不给，有本事他就做一辈子的穷学究，也不要看到别地学者研究新技术获得大量的奖励而埋怨，朕知道，很多研究古学经典的学究们都说朕不重视祖先，祖先那么多话不去研究，祖先那么多的经典不去宣扬，祖先那么多传世之礼不去推广，那胡昭，你把朕的话传下去，朕尊重祖先，但朕更尊重祖先不畏艰险，勇敢开拓的精神，凡是非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地学者，不研究本学科学术，跑去翻书探典地，研究古学的，一律取消学者年俸。”
胡昭道：“圣上地意思，臣明白了，文教总院在近期时间就加大相关的工作，以确保全民基础教育的推广！”
刘协微微颔首道：“所谓基础教育，就是要他们识字，看的懂中央的公告，看的懂杂志和报刊，看的懂律法规章，看的懂《天尊道经》和《新道德经》，拥有基础的数学知识，能够用算盘（东汉末年徐岳的《数术记遗》中已经有了详细的珠算记录，可以认为东汉末年已经有了算盘进行计算，称：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与下四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下四珠，珠各当一。至下四珠所领，故云控带四时。其珠游于三方之中，故云经纬三才也。），他们懂礼识法，知道帝国的历史，有帝国子民的荣誉感，有华夏民族的归属感！所以新文的推行是必须的，只有推行新文，他们才能真正成为帝国的新国民！另一个方面，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古文教育和新文教育也要同时推行，在前进的同时，也不能望本，否则华夏民族的根髓就会消失。”
其实，刘协自己也很矛盾，让汉语的标准化、规则化、清晰化是大汉帝国真正全面推行基础教育和全民素质提高的根基，也是工业化发展和技术帝国发展的需求，是广富主义、民主主义和道德主义实施的根本，但让国学彻底消亡也是不孕许的，所以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推行标准化、规则化、清晰化的新文，也同时推行中高等教育中的新古同进，让中高的知识阶级能够掌握运用新文的同时，不忘古文，而至于普通百姓，则只进行新文教育即可。
刘协希望中的大汉帝国是一个拥有高度发达和体系完整的自然科学，拥有灿烂的人文成就，以技术为帝国的追求，在各种先进技术的支持下，使帝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帝国，拥有最坚强富裕的民众，拥有最和谐稳定的政治体制，拥有最多的生产资源，而这一切都必须进行全民素质的提高，要进行全民素质的提高，就必须推行更方便普通人学习的语言和文字，更规则、更简洁、更易于学习的新文就是其中的关键。
其实，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两全齐美，要想前进，就必须懂得舍弃阻碍，即使这些阻碍曾经为帝国和民族做出多少贡献，如果可以，留下精髓和精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