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留守樊子盖脸色阴沉,心中燃烧的怒火几乎可以把他焚化了,而越王府长史崔赜亦是怒不可遏,恨不得冲上去直接抽李浑的大嘴巴子。

人可以无耻,可以为本集团利益无所不用其极,但不能置王国和中土的利益于不顾,不能无耻到丧失底线。你李浑在东都局势如此紧张时刻,在远征军将士浴血东征战场之际,竟然无耻到故意纵敌撕开京畿防线,阴谋借助叛贼的力量祸乱京畿,威胁东都,如此卑鄙的借刀杀人之计,你也使得出来？你这样赤裸裸地打我们的脸,把我们打得鼻青脸肿,把东都和中央的权威打得“体无完肤”,对你关陇人有什么好处？你当我们是泥巴捏的？当圣主和中枢都是聋子瞎子,看不到听不见？眼前你关陇人从东都危机中趁火打劫,或许赚翻了,但危机之后呢？之后你关陇人在圣主、中枢和我们各方力量的联手反击下,还能安然无恙？

不过这些怨言只能放在心里,一个字也不能说。李浑手段了得,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虽然伊阙的丢失和他有一定的关联,但放到台面上那都是正大光明的举措,根本追究不了他的责任,更不能据此无端指责他蓄意引发了东都危机,指责他和他背后的关陇人阴谋借助这场危机来打击越王杨侗,打击中央权威。

越王杨侗、东都留守樊子盖和越王府长史崔赜面对眼前危局,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打落牙齿和血吞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就非常被动了,他们不得不依赖东都卫戍军来保护东都和中央,不得不依赖军方的力量来化解这场危机,所以,现在他们不敢得罪卫府,不敢得罪李浑和郑元寿,更不敢介入或者于涉军方内部事务,就算李浑、郑元寿和韩世谔大打出手,他们也只能视而不见、视若无睹,只能恳求三个军方大将暂时不要“打”了,暂时搁置矛盾,先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先把突破京畿防线威胁东都安全的叛贼杀了,然后军方内部怎么斗都与他们无关了。

崔赜出面做“和事佬”。他既代表了越王,又代表了博陵崔氏,身份地位份量都足以与郑元寿平起平坐,可以力压李浑和韩世谔一头,而樊子盖虽然官职高,权力大,奈何出身低等贵族,门第资历声望都不行,既压制不了郑元寿和李浑这两位军方大佬,也压制不了韩世谔这等出身显赫的军方少壮派,所以现在也只有崔赜有资格做“和事佬”。

崔赜先提醒韩世谔,你是伊阙守将,伊阙在你手上丢了是事实,虽然伊阙失陷的时候你正在东都参加军议,但当时戍守伊阙的都是你的部下,如果他们不能立即击败叛贼夺回伊阙,不能将功折罪,结果必然是人头落地,而你做为他们的长官,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受连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你完蛋了。

韩世谔当然知道伊阙失陷的后果,正因为他知道自己完蛋了,所以才要与“陷害”他的李浑拼命,但拼命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想方设法自救,而当前东都城中,能给予他实质性帮助,愿意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只有越王杨侗。

崔赜就是越王杨侗的“代言人”,崔赜的态度就是越王杨侗的态度,而崔赜与郑元寿同为山东五大超级豪门,都是山东贵族集团里的大佬级人物,即便有些矛盾和冲突,但都一心一意保护越王,保护东都,这关系到山东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面对关陇人的“攻击”,两人必然联手“反击”,如此一来,为抗衡李浑及其背后的关陇人,两人必然拉拢韩世谔,以此向河洛人传递出合作讯息。东都乱了,京畿烽火四起,受害的可不止越王杨侗和山东人,还有河洛人,京畿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现在却被关陇人暗中“捅了一刀”,引发了东都危机,河洛人当然恨之入骨,实际上依附于河洛贵族集团的颖汝人已经被李风云“坑”了,损失惨重,如今关陇人再来趁火打劫,河洛人当然要奋力还击,当然有与山东人结盟对抗关陇人的意愿和动力。双方只要合作,韩世谔就必须会得到东都军政两界实权人物的支持和帮助,自救当然不成问题。

韩世谔感谢崔赜的提醒,当即示之以好,我马上就返回伊阙展开反攻,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夺回关隘,确保京畿稳定东都安全,但前提是,东都必须给我援军,卫府必须增兵伊阙。

越王杨侗看到崔赜的暗示,一口就答应了,然后转目望向李浑和郑元寿,韩世谔已经妥协了,你们两个是不是也应该表个态？京畿防线被一伙叛贼突破,卫府可是颜面无光,你们两个的声誉也大受影响,一旦事情闹大,不可收拾,必会影响到你们的前程。

郑元寿率先表态,倾尽全力支持和配合韩世谔击杀叛贼,夺回伊阙。考虑到贼帅韩相国太过猖獗,已经严重危及到京畿乃至东都的安全,郑元寿又建议,韩世谔夺回伊阙后,要乘胜追击,要顺势进入豫州境内剿贼,务必诛杀韩相国,全歼贼寇,此举不但可以稳定豫州局势,还能保护通济渠的安全,有利于圣主赢得的东征胜利。

郑元寿的建议得到了越王杨侗的认可。之前东都曾有决策,调遣部分东都卫戍军进入通济渠战场剿贼,结果被军方否决了,现在局势变了,军方的态度也变了,竟然要主动进入京畿外围地区戡乱剿贼,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东都陷入危机,军方陷入被动,不宜继续坚持消极防御,另一方面则因为关陇人的主动“进攻”激怒了山东人和河洛人,迫使双方不得不暂时合作,以便展开凌厉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