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寿妥协了。崔赜的计策已经得到了越王杨侗的许可,武贲郎将高都公李公挺也积极支持,更重要的是,观国公杨恭仁愿意在东都危难之刻不计后果的挺身而出,而杨恭仁是目下宗室政治集团中唯一有资格扛“大旗”的人,郑元寿无意得罪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显贵,更不敢冒着得罪越王和宗室的风险陷荥阳郑氏于危局。

天亮了,越王杨侗召集东都留守樊子盖、越王府长史崔赜、太府卿元文都、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右候卫将军郑元寿和河南赞务裴弘策,,还有刚刚从洛水前线返回报奏军情的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共商对策。几位政界大佬联手向卫府施压,而军方两位大佬在战事不利,京畿防线已被叛军突破的恶劣局面下,十分被动,禁卫军统帅独孤盛自觉面上无光,言辞颇为激烈,指责右骁卫将军李浑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玩忽职守、处置失当,辜负了圣主的信任,应当对当前危局承担主要责任,并即刻集结卫府精锐击败叛贼,化解东都危机,稳定京畿局势。

这话听上去很“悦耳”,但实际上独孤盛摆明了就是维护军方利益。何谓承担主要责任？既然有主要责任,那就有次要责任,次要责任是什么？谁来承担次要责任？军方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不即刻改正错误,反而推卸责任,要让几位政界大佬分担罪责,岂有此理。

樊子盖率先发难,打着越王的大旗,借着维护越王之名,严厉而坚决地痛斥卫府,把所有罪责一股脑儿全部推给了军方,并扬言要奏报圣主和行宫,要弹劾李浑和郑元寿。

军方一听就知道樊子盖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卫府让步,毕竟在东都安危这一前提下,留守东都的军政大员们利益一致,如果东都出了大事,影响到了国内稳定,影响到了二次东征,所有留守大员都要承担责任,谁也跑不掉。樊子盖之所以焦虑,原因就在如此,实际上东都如果出了大事他的责任最大,最起码证明他政治智慧不够,能力有限,没有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所以樊子盖只能以向圣主和行宫隐瞒真相来换取军方的妥协,缓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给军方以足够的时间击败叛贼,让他们把自己捅出的“篓子”给堵上,然后各取其利皆大欢喜。

郑元寿终于松了口,愿意调整京畿西、北两个方向的卫戍部署,首先把驻防西苑卫戍慈涧道的武贲郎将李公挺部,换防到邙山,在确保京畿北部防线的情况下,适当给京畿东部防线以支援,如此一来河阳都尉府的卫戍重压就有所减轻,河阳都尉秦王杨浩就能调派更多军队卫戍永济渠,以此来缓解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方向所承受的卫戍重压,让杨玄感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大河对岸白发贼的侵掠。接着从函谷关以西调军至西苑,随时给东都以支援。或许是为了投桃报李,也或许是为了“反制”崔赜之策,郑元寿竟罕见的接受了樊子盖的建议,把远在三百余里之外卫戍弘农宫的武贲郎将周仲,调回西苑驻防。

无人表示异议,大家的神情都很严肃,至于各人心里想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从崔赜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他很愤怒,很失望,郑元寿关键时刻背后“捅刀子”让他很受伤。

郑元寿把李公挺部调到邙山,照顾了越王的利益,而把周仲部调到东都城下,则是照顾了樊子盖的利益。

周仲是谁？是中土名将,著名的江左籍统帅周罗喉之子。周罗喉一代名将,却死于平定汉王杨谅的内战之中,可见江左人为了今上坐稳皇位,可谓是舍生忘死不计代价。圣主不忘周罗喉辅佐之功勋,对其子女都很“照顾”。其长子周仲因自小随父征战,功勋累累,早在周罗喉战死之前就已是卫府的护军了,也就是兵制改革后的武贲郎将,其父死后,圣主为了“照顾”他,特意将其从江左水师调到了京畿卫戍军,然后就再也没有上过战场,在武贲郎将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几年。周仲及其家族子弟在享受这种“恩宠”的同时,由周罗喉用无数战功和累累白骨所堆彻起来的,在江左军中的至高威望,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到了今天,以赫赫战功而闻名江左的寻阳周氏家族对江左军队的影响力已经很小了。

但义宁郡公周仲依旧是圣主所信任的卫府统帅,依旧是江左政治集团高层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在当前危局当中,他依旧可以给江左政治集团里核心人物之一的樊子盖以有力支持,当然,前提是,他和他的军队必须进驻东都城下,否则鞭长莫及,徒呼奈何。

大家都知道,崔赜此策的本意是维持自己在东都决策层中的话语权,以便最大程度的掌控东都局势的发展,然而关键时刻被郑元寿偷偷“捅了一刀”,樊子盖有了武贲郎将周仲的支持,有了可以调度的卫府精锐军队,他在东都的话语权也大大增加,于是东都的权力架构还是没有变,还是越王以下樊子盖、崔赜和元文都的三足鼎立,谁也没有绝对实力掌控东都,谁也做不到一言九鼎,崔赜的心思白费了。

但从郑元寿的立场来说,他必须这么做,他不能帮助越王和崔赜死死压制住樊子盖,这等于是“站队”,是与圣主和改革派对着于,是把自己推进皇统之争的旋涡。试想拥有宗室身份的前吏部侍郎杨恭仁复出都想方设法淡化“站队”之意,更不要说他一个卫府将军了,他一个头颅不足惜,他后面还有整整一个家族,一个庞大的以荥阳郑氏为核心的河南贵族集团,他不能不顾全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