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争论得非常激烈,但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卫府出兵东都可以,但圣主和中枢必须做出保证,西北边郡的失陷责任不能全部推给西北军,不能让西北将士既流血又流泪。

我没有罪责了,才能确保既得利益不受损失,长远利益顾不上,最起码我要保全眼前利益,这一点要求无可厚非

在西京,谁能代表圣主和中枢做出这样的保证？

当然是西京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刑部侍郎萧造,秘书少监袁充等改革派的中坚人物,还有支持江左人的兵部侍郎明雅、尚书右司郎卢楚、内史舍人郭文懿、秘书丞崔民令和京兆内史李长雅等山东籍大臣。

但他们的份量远远不够,东都方面也必须做出承诺。我西京大军现在“顾此”就必然“失彼”,我“失彼”了,这就是罪责。历来功过不能相抵,对过失的惩罚要远远大于对功劳的赏赐,所以中央如果不给予明确的保证,那么就请奏圣主,请圣主下达诏令,这样一来出兵时间就耽误了,东都能否坚持下去就两说了。

这种争论实际上不但存在于“何时出兵”,还存在于“是否出兵”。西北危机不仅仅是西北军的事,同样也是西京的事,也是东都的事,但东都主要精力都放在东征上,无法兼顾到西北局势,所以西疆边郡一旦真的沦陷了,西京和西北军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也是关陇本土贵族甚至包括留守西京的改革派在出兵救援东都一事上陷入两难窘境的原因所在。

不救东都的责任承担不起,西疆边郡沦陷的责任同样承担不起,但两者相比,拯救西疆边郡的难度太大,现在西京根本就没有力量拯救远在数千里乃至上万里之外的西疆边郡,而东都就在八百里之外,近在咫尺,见死不救罪责更大。

元弘嗣是个替罪羊,不论他是不是杨玄感的同党,也不论他是否有叛乱的想法和行动,只要他坐在弘化留守的位置上,负责陇右十三郡之军事,是西北军统帅,他就必然要承担西疆边郡沦陷的第一责任,但这还不够,元弘嗣有嘴有证据,他可以揭露一些西北黑暗内幕,把西北乃至西京一些军政大臣拖下水,推卸掉自己的一部分罪责,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元弘嗣谋反的证据,坐实元弘嗣谋反的罪名,清除元弘嗣在西北军里的势力,彻底堵上他的嘴巴不让他说话,西京必然能把西疆边郡沦陷的醉人全部推到元弘嗣头上。

相信东都也乐见其成,毕竟东征这个熟透了的“西瓜”没捡到,而西征那个青涩的“桃子”又掉了,耗尽了国力却一无所获,两者皆失,肯定要人出来承担责任,而这个责任仅让于仲文、杨玄感、李子雄等政治势力去承担还不够,还要多杀一些,多多益善。

找到了“替罪羊”,西京和西北军的责任就小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出兵东都就成了必要的保全自身利益的手段,以出兵东都的功劳来抵消掉掉一部分西疆边郡沦陷的罪责,这是西京各大政治势力的共识。

然而,罪责小了不代表没有罪责,西北军在前线打了败仗,丢失了疆土,所要承担的是直接罪责,相比西京所要承担的间接责任大多了,西北军里很多中低层军官可能因此丢了性命,所以关中士族在东都局势改变后,马上调整了策略,转而急吼吼的要出兵了,但西北武人不于,西北军方乘机要挟,中央必须减轻我们的罪责,就算不予赦免,最起码也要少砍一批前线将士的人头,毕竟将士们浴血奋战了,将士们卫戍了国土,边郡失陷的责任不是因为他们打了败仗,而是因为国内没有给予他们击败敌人的力量,如果东都和西京给予他们足够的粮草武器,给予他们足够的兵力,给予他们全方位的支持,他们怎会打败仗？又怎会丢失疆土？

卫文升、萧造和袁充等大臣充耳不闻,对军方的要挟置之不理。

他们不会做出这样的保证,他们也没有能力做出这样的保证,这等于把西疆边郡沦陷的责任全部都推给了东都,推给了圣主和中枢,因为他们发动了东征,因为他们把国力都倾斜给了北疆战场,没有继续给予西疆大力支持,结果导致西疆边郡沦陷了,导致西征所有胜果在三四年内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