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士信和刘敬升尽都大怒，油滑的官吏向来就是军人的对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儿。

当然了，这年头也没什么太过纯粹的军人和官僚，他们的界限并不分明。

而上党这个地方和云内其实很相似，都比较封闭偏僻的所在，云内好出军阀，上党也差不多，自古以来便是出悍匪的地界。

越是封闭的地方，地方宗族势力就会越顽固。

在隋末乱世，上党郡比匪患更严重的其实是这里的地方大族们的强烈的独立自保意识，他们大多以为，任你外间变幻来去，我自岿然不动。

是忠于大隋，还是忠于李唐，或者臣服于你李破，都是我自家的事情。

这样的保守观念，与如今纷乱的天下大势产生着必然的冲突，却又有着奇异的契合。

怎么说呢，上党的人们渡过乱世的法子可不算高明，他们深受匪患的困扰，却又倔强的不想向强者低头，而他们又缺少争霸天下必备的资质。

这么一来，他们悲催的下场其实已经是注定了的。

已差不多将晋地看做了囊中之物，却又必须面对强大的外敌的李破，绝对不会容许有这样一群人存在。

当上党的贵族们还在为自身那点可怜的“自主权”努力挣扎的时候，罗士信和刘敬升恼火儿的商量了一下，却也无奈的发现，惩治不臣的时间恐怕要延后了。

九月间的天气已不适合用兵，还有就是他们也必须在十月之前赶回到临汾郡或者绛郡去，因为不光人要吃饭，马也要吃草。

潞城这样的地方绝对不适合大量骑兵驻扎。

两人都是久经战阵之人，不会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所以他们没怎么犹豫，就率兵恨恨的离开了潞城。

在离开之前，罗士信本有心尽屠降俘，因为这些人肯定带不回去了，可他也怕杀戮太过，回去之后不好交代。

大家都知道，自代州起兵以来，他们的总管大人从不曾做过无谓的杀戮，在并代两州的名声是越来越好。

军将士卒们也很心安，军中军纪向来宽严有度，斩头的军纪是越来越少了。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用到这里倒是很合适，军将们在杀人之前就都会掂量一下，很多人就此逃过一劫不说，军中残留自隋军的严刑酷法也渐渐不见了踪影。

在大多数时候，削人军籍，流放于代北就是军中斩刑之下最重的刑罚了。

这种潜移默化，再辅以军律改革之下，军人们的荣誉感，以及凝聚力自然而然便更进了一步。

当然，这其中的弊端也很难说，仁慈在这年头总能和军纪涣散联系在一起，犯错的成本逐渐降低之下，很难说会不会产生另外一些副作用。

不过在潞城之事上，作用很明显的体现了出来。

罗士信和刘敬升脸面无光之下，都很恼火，却还能抑住杀气，没有将怒火发泄出来，顺手将几万潞城乱军屠戮一空。

两个人略一商量，留下了五百兵马镇守潞城，顺便看押降俘，大军随即西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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