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是中国军队出人意料地使用了前所未见的“穿墙战术”，快速穿插到总督府的四周将其包围，最终成功地活捉总督米切尔爵士，迫使大部分守军放下了武器，若非澳新军队展现出了他们对于大英帝国的忠诚和无以伦比的勇气，新加坡战役搞不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前结束了。

“穿墙战术”容易学会，但这次战役中暴露出来的西方军队作战意志不足的缺陷却很难得到解决，总督一下命令，几万人就老老实实地向兵力仅相当于己方二十分之一的敌人投降了，其中甚至包括号称素质很高的、来自于英国本土的部队，这简直就跟封建军队差不多，李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底里对西方列强的最后一点忌惮也不复存在。

“号称欧洲第一的法国陆军，一战打到后期要靠督战队才能勉强坚持作战，而且只能防守不能进攻；二战初期更是速败，近百万军队直接就向德军投降了。英军在东南亚被骑自行车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美军没空中支援的时候连朝鲜人民军都打不过，俄军奥军之流就更别提了。就算是表现最好的德军，再被小胡子灌注信仰之前也是只能打顺风仗，一旦陷入逆境就会很快丧失作战意志，尤其是德国海军，日德兰海战明明交换比占了不小的便宜，居然就被吓得再也不敢出港，后来因为上面下达了出海作战的命令，甚至干脆起兵造反以逃避责任......”，回想了历史上西方军队的种种丑态，李晖的嘴角不禁微微一翘，不过他想这些可不是为了找些乐子，而是希望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西方列强都具备了举国动员进行总体战的能力，但是士兵们也不傻，除了极少数像小胡子这样的狂热爱国者，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利益的调动才能奋勇作战。如果士兵能从战争中获得远大于风险的利益，比如侵略满清时期虚弱的中国，那他们会相当积极，而要是没什么获益、死亡率却非常高的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那就只能靠严酷的军纪来逼着他们作战了。一旦军纪很难再继续得到执行，比如部队被打散了建制，投降保命就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而要是连指挥官也投降了，他们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自然更是降得心安理得......”，李晖想明白这一点之后，对人民军队的优势顿时有了更深的认识，“而人民军队则不一样，首先我们无论主动发起还是被动卷入的战争，为的都是国内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并非只是为大资本家大地主谋取利益；而党组织的存在又使得每支连级以上的部队都如同一个独立的单元，就算与上级失去了联系，甚至上级叛变投敌，只要还有政工人员在，他们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虽然政工人员也可能战死或者叛变，但一大群人都出问题的概率显然要比一小撮人出问题的概率小得多......”

不过，澳新军队英勇顽强的自发抵抗还是赢得了李晖的尊敬，也让他多少对那些罪犯的后代生出了一点忌惮，“不过，哪个国家都有勇士和英雄，兵源地的民风对于部队战斗力和作战意志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守卫新加坡时都有这样的表现，如果是保卫他们自己的家乡，意志必然更为坚定。还好两地人口不多，否则日后攻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时候只怕要付出超出想象的代价，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两地人口众多，我也就不会打它们的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