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他们不知道国计如何艰难？

太祖太宗的积累，在真宗皇帝迎天书，封泰山，大建上清感应宫的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仁宗即位后，好不容易有了点积蓄，却又由于党项叛乱立国，而砸进了陕西边陲的那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无底洞里。国库至此已是勉强支应，但仁宗皇帝大行后四年，英宗又跟着驾崩，两次国丧的耗费终于将国库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了下来。

对此司马光给出的办法是什么？减少依例赐给参与国丧的臣子的封赏。

好高明的策略！

一千五百万贯的亏空，终于能省下几十万来了！

义正辞严的说着君子不言利，也不见他们辞了俸禄，捐了身家。如果所有的文臣都来个君子不言利，每年千万贯的亏空说不定真的能填起来。

但这可能吗？

司马光敢这么提议吗？

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是大宋财计步履维艰的主因。其中朝廷养起的百万大军，吞吃掉了财政支出的八成。其战斗力，也许还不如开国时，太祖皇帝麾下南征北讨的十万禁军。

为了减去庞大的军费开支，仁宗朝的宰相庞藉曾经主持过裁军八万的艰巨任务。他下了军令状，若有被裁士卒因此而叛乱，甘受死罪。但视庞藉如父的司马光，却从来没有胆量说一句裁军省费的话来，只是要天子节省再节省。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王安石早透了这些清流。

越过一众翰林学士，他继续向前，一直走到队列的最前端。站进东班中自己的位置，王安石手持笏板，闭目不言，等待朝会的开始。如今在他的前面，只剩下最后的两名宰相，再上一步，便是位极人臣。

王安石没有等待多久，参加朝会的官员绝大多数都已到齐，上朝时间也到了。东上阁门使和西上阁门使计点过人数，作为监察朝臣礼仪的台官，御史中丞吕公著便领着两位殿中侍御史当先入殿。

他们与宰执班擦身而过，目不斜视，唯独吕公著瞥了王安石一眼，闪过一丝厌憎。他的御史中丞之位甚至可以说是因王安石而来，但吕公著却一点也不高兴。因为王安石并非善意，其目的不过是想将他时任枢密使的兄长吕公弼赶出京城。

吕公弼身为枢密使，执掌朝中军政，最喜欢说的话就是镇之以静，以和为贵，对王安石拓边西北的政策大加反对。与另一位枢密使文彦博一搭一唱，甚至差点将好不容易才夺到手的绥德城还给西夏人去。后为边帅反对，其事不果，便把夺取绥德的种谔贬到随州安置来安抚西夏。王安石难以容忍两块巨大的绊脚石继续挡在前路上，否则接下去他对军制、马制进行改革的将兵法、保马法必然会受到掣肘。

文彦博资历太老，一时难以动摇，而吕公弼虽为前朝权相吕夷简长子，但底蕴比已位列执政几十年的文彦博差得老远，何况他还有个做翰林学士的弟弟吕公著。所以就在不久前，吕公著他便被举荐为御史中丞，开始领导朝中的台谏系统。

本朝为防臣子弄权，把持朝政，宰执官和台谏中，通常不会有兄弟父子或是近亲存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在位日久的一人必然要上书辞位，外放为官，从无例外。若是有人想赖着不走，御史们就有事做了，有时候甚至连姻亲同时出现在两府、台谏之中，都会受到御史们的弹章攻击。这是个不成文的惯例，很少有人敢违反，吕公著既为御史中丞，自身岂能不正，所以他大哥吕公弼在枢密院的日子也不会有多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