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忽必烈的谋士中，郝经在元史中也是有传记的，但关于他的身世说的并不多。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父思温。天挺有重名，元好问之师也。金未，思温辟地河南鲁山。贼至，经母许匿窖中，贼?火熏之，闷绝。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始苏。时经甫九岁，人皆异之。金亡，徙顺天，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学日进。

郝经的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而元好问是金、元之间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北方的文坛盟主。不仅《金史》主要依赖他的著述，而且他的词，写的绝对可以媲美宋代大家。仅举一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就出自其手。

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中兴定五年第，历内乡令。正大中，为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但元好问又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被刻意忽略的人，因为他有两件事为后人所诟病。一是他向北元举荐了五十四名金朝儒士；二是在他晚年，他与友人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同时还请忽必烈免去儒生的兵赋，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身为汉人，当然现在是金人，以旧朝之人向新朝举荐人才，好像问题还并不大，反正捏着鼻子也就算了。而且他举荐的人中，有十五个在元史中有传，说明他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但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就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有点无耻了。老忽又有鸟资格当什么儒教大宗师？

后人有时候很奇怪这些儒生的行为，也许我们只有理解了“汉统”与“儒家的道统”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白他们的所为。

虽然我们说不出多少道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把“儒家道统”寄托在一个“汉化”的忽必烈身上，这本身就有问题。这说明您有依赖性，甚至完全可以说您“软”。而且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您这样的行为，为后世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例子，虽然您并不是第一个。

每一个从外面到这块土地上杀一下、抢一把的家伙，只要实行所谓的“儒家道统”，就可以被原谅，甚至接受他们了？为什么后世的满清来了，杀了个尸山血海，又大肆起用这些士子儒生？为什么日本人也来了，烧杀淫掠，又大谈什么“王道乐土”？别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你们，他们早就从历史中了解了你们，甚至看透了你们。

“儒”的名声为什么被搞坏了？它的地位为什么在后世一落千丈？不要找别人，还是先问问这些所谓的儒生吧。

在蒙古入侵北中国时，郝天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中病逝，而郝经的家族里更有多人死于兵祸，“蒙古逐略商、嵩、汝、陕、许、郑、陈、亳、颖、寿、睢、永等州，时民北徙者多死。”郝家正是在三峰山之战的过程中，撞上了蒙古汉军的河北兵，由此全家归顺，所以后来才能被张柔所知。

这样一个有着家仇国恨、理应对入侵的强盗痛恨不已的人，一旦别人举起所谓的“儒家道统”旗子，立刻就变了，转而改为极力地维护别人的统治。郝经前后期所写的诗词文章，这个变化非常明显。

元好问也是郝经的老师，不难想象，他对郝经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同样是影响，杨邦?和胡铨带给文天祥的，为什么又不同？如果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评价，不客气的说，恐怕只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

历史总是会给我们留下很多讽刺，这个重文轻武，以文教治国，被视为文人天堂的灿烂的宋朝文明，恰恰是文人，在它的陨落过程中，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是他们亲手参与摧毁了他们的“天堂”。

在征服宋帝国和夺得天下的过程中，郝经同样给忽必烈两个重要的建议。他的第一个建议是关于如何征服江南的。

在1259年蒙哥攻宋的开庆之役中，他曾经给忽必烈上过一篇很长的《东师议》，这篇《东师议》气魄不小，在郝经的传中，占了近一半的篇幅。在文中，他针对南宋的防御态势，不仅对蒙哥的征南战略提出批评，还阐述了如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