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潭州，蒙古人同样并没有取胜。“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帅臣向士璧极力守御，既置飞江军，又募斗弩射，朝夕登城抚劳。闻蒙古后军且至，遣王辅佑帅五百众觇之，遇于南岳市，大战，却之。”

东的少傅张世杰，这个时候也开始露出头角，“张世杰遇蒙古兵于?草坪，夺还所俘。乙酉，加环卫官。”嘿嘿，就是不知道假如他遇到张柔会怎样？

即使是元史中为老忽歌功的、所谓的获得了宋的岁币，也是清汤稀饭，没有干货。《续资治通鉴》记载：

（忽必烈）乃发牛头山，声言直趋临安，贾似道大惧。会合州王坚遣阮思聪掉急流以蒙古主讣闻，似道意稍解，遣宋京请和，愿请行人会议。赵璧请行，忽必烈遣之。璧登城，宋京曰：“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璧曰：“大军至濮州，诚有是请，犹或见从。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贾制置今焉在耶？”

璧行时，忽必烈戒之曰：“汝登城，必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至是，适见其军中旗动，乃曰：“俟它日复议之。”遂归。

这和元史《列传赵璧》中是一模一样。议都没有议定，又何来的输钱帛。因此，所谓得到岁币，也就是宣传，给老忽贴金。

宋军在合州、潭州、鄂州等地的顽强反击，甚至以后在忽必烈的心中都留下了一些阴影。

（至元）十年，拜（姚枢）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事，其年，襄阳下，遂议取宋。枢奏如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伯颜不可。伯颜既渡江，遣使奏事至。世祖夜召见枢。忧形于色，曰：”昔朕济江，而家难作。今伯颜虽济江，天意与否，尚未可知。宋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所有事宜，可书以进。”

由此可见，忽必烈的心中，对征服江南是没有把握的。可是，坚定其心、给老忽出谋划策的，恰恰就是这些儒生和汉人。

除了叛将刘整在征宋之前，如此说老忽：“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

哪个姚枢针对忽必烈的担忧，进言：“陛下降不杀人之诏。伯颜济江，兵不逾时，西起蜀川，东薄海隅，降城三十，户逾百万，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所致。扬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战，我虽克胜，所伤亦多。宋之不能为国审矣，而临安未肯轻下，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盖不敢也，惟惧吾招?止杀之信不坚耳。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矣。”

我们从来不是被别人打败的，能够击败我们的，是自己人。

面对即位之初的内忧外患，忽必烈不可能再四处树敌，他必须缓和与宋的关系，甚至主动妥协，以便腾出力量来应付“汗位之争”。而在当时，为防止宋乘隙进军，在宋蒙边界上，北元还驻有重兵。

《元史》记载：会宪宗崩，世祖以霸都鲁总军留戍，轻骑先还。

“世祖北还，使（张柔）统诸军以俟后命。”

因此，这个时候，宋帝国牵制了忽必烈许多的力量，北元帝国的形势是腹背受敌，他的谋士们深以为忧。

谋士廉希宪进言：“鄂兵未还，宜遣使与宋讲好，敕诸军北归”。

郝经上书：“臣又切见江上退师以来，宋人颇有轻中国之心。盖彼疮痍未完，不敢窥伺。然国家不可不为之备。四川、河南、京东、山东当置四总帅：四川自成都至兴元接上均州置一帅，河南自唐邓至陈、颖置一帅，京东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帅，山东至邳、徐、沂、海并东北海口置一帅，于陕西、河南酌中处置一大行台总统东西，以壮国家藩垣，便使宋人请和，边备亦当如此。”

和这些人相比，董文柄顶了个北元第一汉奸的帽子，但为什么这些替别人出谋划策的家伙，没有背上骂名，反而董文柄这个武将顶上了呢？就因为他们是儒生？在我们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怕是还有些更深的东西吧。

中统元年四月，忽必烈即位的第二个月，立刻派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赐佩金虎符、充国信大使，携国书出使南宋，主动向宋谋和。

对手的困顿，即为吾之机会，但可惜的是，我们的帝国还沉浸在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景象里。

郝经使宋，在儒生们的渲染下，算是元史中传奇的事件之一。但他的这个出使，引发了北元帝国的另一个矛盾，除了蒙古人的分裂，北元帝国的又一裂缝也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