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元兴起于北方，本来就信佛教，在占据西域之地后，忽必烈认为那些区域地广而且险峻遥远，民风粗犷好斗，于是就想顺应其信佛的习俗而柔化那里的人，他在吐蕃等地分郡县，设官职，均由帝师统领。朝廷设立的宣政院，其中的二把手必然是由僧人担当，而且这个人是由帝师所举荐。总管各级事务的官员，从元帅以下，也都是僧俗并用，军民通管。于是帝师的命令，和朝廷皇帝的诏书，共同作用于西域地区。在百年的时间里，朝廷对这些帝师的礼敬和宠信，达到了极至。即使是皇帝皇后、妃子公主，都因受戒而向他们顶礼膜拜。

可以说，实际上这些来自西域的僧人，随着北元帝国的扩张，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元帝国的政治中，他们凌驾于普通官员之上，成为北元帝国统治、奴化各地的一个工具。

桑哥是现任蒙古国师胆巴的弟子，杨琏真加的师傅是前国师、忽必烈的帝师吐蕃僧人八思巴。八思巴对蒙古帝国最大的功绩，是他发明了八思巴文，即蒙古新字，这彻底改变了蒙古帝国没有自己文字的历史。从此，这种文字被广泛地运用到蒙古帝国的各种官方文件上，忽必烈为此特授八思巴大宝法王称号，赐玉印。

因这些缘故，这两人极受老忽的宠信，他们被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名义上是总管当地的佛教事务，但实际上，他们扮演的是一种控制和监督的角色。一句话，他们都有任务在身。更何况，江南的繁华迷人眼，他们打心眼里不愿离开。

元史中记载：杨琏真加任江南释教总统期间，在江南盗帝陵和大臣们的坟墓达一百多所，他不仅杀人、玩女人，掠夺财物计有“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占地田有二万三千亩，包庇不交朝廷赋税的人达二万三千户。这些人不教税给朝廷，把钱给了谁，还不是给了他这个“佛爷”。元史中都说，这些是后来查出的，隐匿的并没有包括在内。即使是后来他犯事了，但忽必烈仍然对他包庇，并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出狱还了原籍。

桑哥和杨琏真加的真正使命，其实每个人都很明白，这已经让他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这两人的私下里行为，更与许多人形成了冲突。他们大肆掠夺财物，抢占良田，别人能不怨恨吗？奶奶的，为了钱财，甚至将别人的祖坟都掘了，这也他妈的太过分了。

郑师爷实际上是个有心人，如果行朝在?山的获胜，使他还有疑虑的话，那么范文虎的水师在杭州湾的覆灭，以及随后宋军短暂的占领临安，至少使他认识到，琼州的力量并不可小觑，他早已经不太看好哪个毫无魄力的范大帅。但他同样也无法在琼州和北元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因为以他的眼光，这毕竟是以一岛敌全国，前途根本就无法预料。也许为自己考虑，还是趁此机会多弄点钱，回家养老得了，这实在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旋涡，搞不好就将自己给陷进去了。但要想顺顺利利的捞钱，首先就要搬掉这两个到处插手、碍手碍脚的秃驴。

郑师爷决定再给这两人施加点压力，他慎重地言道：“大师，琼州兵此番来势汹汹，各地急报，他们已袭扰大江之上，沿岸各地均急需调援，大帅忧心如焚，临安之兵恐不得不抽调部分前往，但这兵一旦抽调，临安本地的防御，实在是堪忧啊。”

看了看这两个令他鄙视的佛爷，郑师爷总算说了点他真实的想法：“本官如此所言，并非虚言恐吓，只是怕二位大师有所不知，江南水道纵横，利船不利马，琼州水师如此猖獗，观其所为，只怕将来他们控制了大江，我等就是想要离开，都不容易。”

桑哥和杨琏真加的眼中，均露出了凶光，但在郑师爷这个老江湖的眼里，却从中看到了他们心里的疑虑。师爷的本领就在于察言观色。他再度送上一个梯子。

“两位大师，下官以为，眼下江南局势严峻，急需让朝廷了解，而能将此处情形完整告知朝廷之人，非二位莫属。”桑哥和杨琏真加看着他。

郑师爷笑了笑：“吾等均为朝廷新晋之人啊。”咱们说话没有你们管用。连拍带捧，这个台阶够直接的了吧？

桑哥和杨琏真加脸上的表情松了下来，郑师爷乘机又让下人抬上来一口箱子，里面自然是金银珠宝，“望二位大师在朝廷哪里，为我等多加美言，咱们这里也难啊。”

在郑师爷好说歹说的“劝告”之下，桑哥和杨琏真加终于离开了临安，范文虎没有失言，他派了五千兵丁护送“佛爷们”离开江南。在这种情况下，杜浒的军情司就难以下手，他和苏刘义只好暂时放弃了追杀。

桑哥和杨琏真加回到北方后，忽必烈立刻召见了他们。鸟人嘴里出鸟语，他们自然将范文虎给指责了一番，但老忽可不是那么好忽悠。江南形势的大坏，固然令人忧虑，但正因为如此，他更要稳住范大帅。可是桑哥和杨琏真加离开江南，在他看来就不同了，因为这更等于某种程度上北元对江南控制的弱化。他冷冷地看着这两个佛爷，心里狠不得杀了这个鸟人，但他高低忍住了。

老忽真的不用生气，桑哥和杨琏真加以后的命运，其实早已经定了，因为他们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