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忽必烈一边看着手中的奏章、一边听着桑哥的解说时，他的表情之慎重，已经是安童很多年都未曾所见。

安童自己的神态其实也很肃然，而他对面的叶李，虽不断地在注意老忽神情的变化，却在内心里还有着一些期盼。因为今日他和桑哥向大汗奏报的，是如何整治朝廷“钞法虚弊”之事，而这里面，实含有他多年的心血。[..]

北元帝国的两大难题，其实就是后世常讲的“货币”和“财政”问题。“钞法虚弊”属于“通货膨胀下的货币贬值”，“国用不足”则为“政府财政收入不足”。

这两个问题的难度之大，实际上远不是桑哥所能解决的，但这个“圣僧”幸运的是，他前有卢世荣遗留之策，后又抓对了一个人，哪就是叶李。

在原先的历史上，北元帝国的货币发行制度，从忽必烈在位的后期开始，就主要建立在两个人的建议基础上，一个是桑哥，另一个则为叶李。

叶李这个人由于最后投靠北元，后世也是很有争议的，但他的确有才，这更多地表现在货币问题上。

他曾于过去对朝廷的“钞法”之事很下过一番心思，只不过那时他琢磨的，是宋帝国的“会子”。因为“会子”发行过滥，它一样导致的是“虚弊”之病。

叶李所思，其实也是货币改制。他的方法，就是用新的货币替换掉已经成为废纸的旧币。为此，他不仅献策于朝廷，并亲自设计了新的钞样，但当时的宋帝国没有采纳。

既然桑哥已经抓他做了“高参”，自然就不会不向他征求关于整治“钞法虚弊”的意见，叶李沉吟了很久，最后端出了自己过去的想法，同时还拿出了过去已设计的钞样之图。

（二十四年，改造至元宝钞，其钞样为叶李所献。李尝献于宋，请以钞代关子，宋人不能用。）

桑哥大喜。有了叶李现成之策，他就有十足的把握摆平朝廷的“钞法虚弊”之病。

这位“圣僧”当时就真心诚意地赞道：“先生不愧为大才，贫僧佩服。”

叶李心中也不是没有一点飘飘然，但他随即又皱了皱眉头。

桑哥这时候真的很重视这位“叶先生”，他急忙问到：“先生觉得有何不妥？”

叶李叹曰：“大师，此策是在下多年前所思，之所以一直没拿出来，是因其牵涉到国本，风险太大。”

叶李现在已很明白，改换币制听起来简单，可对朝廷来说不是一件小事，一旦处置失当，很有可能会引起天下的动荡，这就是当初南宋没有采纳此策的主要原因。

桑哥怔了怔之后，却断然言道：“先生无须多虑，贫僧认为此策大妙。只要先生之策被采纳，朝廷的钞法虚弊难题必可一举解决，大汗他只会赞赏有加。”

桑哥是不会犹豫的，更何况此时他也没什么退路。如果不能解决朝廷的两大难题，丢官事小，他这个“圣僧”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要打个问号。

他立刻拿出了前所未有的魄力，不仅让属下火速拟订了报送大汗的奏章，同时还附上了有关图样，并且毫不隐瞒地上奏老忽：这个规制主要是叶李的功劳。

严格来说，叶李的本意是要用新钞替换掉虚弊之钞，而桑哥又让这个新钞和白银实实在在地挂上钩，并且他们为了讨好老忽，就把新钞定名为“至元钞”。这样的做法，的确将百分之百地保证了“至元钞”的币值，一举解决了过去的“虚弊”之病。

这个计划如果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不仅超前，且绝对胆大。因为后世的西方货币制度史上，其类似的典型成功案例，要追述到二战后的西德。

当时的西德由于战败、战争的破坏，不仅通货膨胀严重，原来的德国马克基本上成为了废纸，经济更陷入崩溃。为了挽救整个国家的经济，于是西德政府在美国人的协助下，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货币改革计划，废除了纳粹时期的帝国马克，改为采用与美元挂钩的新马克。并且规定：旧马克与新马克的兑换率为十比一。如此，一举扭转了整个西德的混乱经济状况，从而为后来德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其实很快就明白了这个规制的“妙处”，可他要决断的，是朝廷现在就实施这个规制，还是在准备好以后再施行？这就让他略有踌躇。

因为时代的不同，决定了同样的计划，实施的条件差异极大。

后世的西德，不仅有美国的帮助，还有着工业化的印刷技术，这就使得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致完成整个计划。

可在这个中古时代，仅把所需的新宝钞全弄出来，就大费周章。而老忽真的不想等。

当桑哥解说完之后，忽必烈没有立刻出言，先看了看安童。安童的脸上则出现了晦涩南明之色。

这位帝国的丞相在犹豫了半天之后，总算开了口：“此策，确为破解钞法虚弊之上策，只是耗时需久。”

安童的态度非常迟疑，是他也很明白有些事情。只不过他知道，大汗他急于解决困扰朝廷多年的“钞法虚弊”。以自己和朝廷目前的处境，在拿不出更好方法的情况下，有些话还不如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