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刘义再度见到陛下，是在景炎十二年的年末。此次他是与苏景瞻、刘黼三人同时奉诏回的广州。

帝国陛下在文官面前，虽然有时候也不上道，但总体上还算是中规中矩。而他对着苏刘义就不同了。[.doulaidu.]

一见面，他就不怀好意地笑道：“刘义将军，朕可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听说你现在生意做的越来越大啊。”

苏刘义的笑容也够邪：“陛下取笑了，臣这也是在成人之美。”

帝国陛下先眨了眨眼睛，后颔首：“成人之美乃君子所为也，这样的事不可不做。”

“陛下圣明。”苏黑手一派正经地言道。

边上的苏景瞻、刘黼听着这两人的对答是直翻白眼。

早就听说在兵部的人当中，陛下对苏刘义最好，今日一见，果不其然。这两人掺和在一起，简直就是四个字：臭味相投。

苏夫子和刘夫子其实知道陛下和苏刘义说的是什么事。

帝国的国债和宝行这两个举措于泉州试行以后，开始时取得的成效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国债很大，宝行则一般般。

国债的成果很大，是由于苏景瞻等人实际上采取的是“摊派”做法。而“摊派”是帝国历史上的经典套路，官员们个个驾轻就熟。

事实上，不要讲什么利钱，仅仅对于国债的钱到底最后能不能拿回来？泉州的商人们内心里就一直很嘀咕。这真的并不能怪他们。

如此就导致了他们在私下里采取了另外的做法，一是想方设法把这些国债换成现钱，而且是不计利钱，甚至是打折将其兑换。无法将其换成现钱的，则又在生意中千方百计地将它用出去。

这就是大宋所谓的国债后来在市面上流通开始时的原因。

当然，有聪明人不仅乐意，更从其中看到了“利”，于是他们就“趁火打劫”，尽力按最低的折扣搜刮了这个国债，从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获得了几成的利。

如果“国债”朝廷还能明目张胆地“摊派”，强制性要求将钱存放到宝行中则必不可行，如此势必造成人心动荡。

帝国陛下就曾在他的圣旨中强调：各地官员在此事上，绝对不允许强制。

因为他很明白，任何一项新的举措要在时代完全展开，并取得非常大的成效，都不会立竿见影，这源自于它需要有一个取得世人信任的过程。

而过去之人还有一种普遍的心态：放在别人哪里的钱，哪有纂在自己手上让人安心呢？

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拉存款”最多的，竟然是苏刘义。

“苏大督军”肯定也不会亲自带人来办存款，而是往往写了张条子，附上一面铜牌，就让人直接去泉州找他的本家苏景瞻。

兵部的将领们现在都或多或少明白陛下弄国债和宝行的用意，且苏刘义也并没有刻意地去过问这个事，因为他绝对是除宋瑞外，最早明白陛下“文武分途”真意的兵部之人。像这种民政上的事，他根本不会去插手。

事情的起因是，当宋军拿下福建路和广南东路，又掌握了部分江南西路后，已经有明眼人看出，他们很有可能会随时东下，复国临安。

等到了行朝完全控制了江南西路，并席卷了荆湖南路，整个东南地区顿时大震。这时候，脑袋再不好使的人也看出，江南已被完全围困，宋军东下，指日可待。

在这种情况下，像郑师爷和李将官那样早已走人的也就算了，没走掉的，且心又“活”点的人必然会做一件事，用后世的话来说，那就是“找关系”。

尤其是新附军的许多将领，这时候除了少数人，还有谁认为那个范文虎靠得住？

“苏先生”是过去老帅府里的“贵客”，又是大名鼎鼎的“三苏”后人，更是现在“端宗陛下”的心腹爱将，和他拉上关系，这里面的好处用脚后跟想都知道。

过去私下里得到苏刘义授予铜牌之人，自然将它纂得更紧，生怕丢了，在他们的眼里，如今它很可能就是“免死金牌”。而没有的人，则千方百计地要弄到一块。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福建的战事基本没有，可“苏先生”的访客始终不少。

苏刘义将这些情况密报陛下，而陛下给他回复则是：

“不妨明言，朝廷除范文虎等极少数人外，一律不杀，但所有人必须交出队伍，由朝廷重新整编。新附军的将领中如有刘义将军认为可用之人，可以留用，不可用的，让他们回家做田家翁。”

有了如此“圣旨”，苏黑手的门自然就开得更大了。而另一方面，通常伴随这类事情所惯有的礼金也就源源不断地呈现在他的面前。

咹，国人的有些陋习恐怕怪不到百姓头上吧？历代以来，他们手里有几个钱？要查根，怕还是要问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