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当时的整个世界历史来看，所有的游牧民族其实已经在开始走下坡路；并且此后，他们曾经的风光再也没有出现。

造成这个趋势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曾经凭仗称雄欧亚大陆的利器、快马和弓箭，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遇到了真正的克星—火器。

马快，箭更快，可是到了火器时代，它们再快也快不过火器发射的枪弹，更不要说还有打击距离和威力上的差距，哪怕是仍然相对简陋的火器。

康熙平定葛尔丹，就使用了明代留下来的红衣大炮。

但是，作为游牧民族一部分的满人，总体保守的他们当时却依然沉迷于骑射辉煌的过去，这是清代在体制上罕有什么新意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将要面对的，是这个古老帝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这，就更不是保守的他们所能应对的了。

（这样说并不是在有意贬低满族，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所有游牧民族都罕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客观地说，在满清的历代皇帝中，少有十分昏庸之辈。但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入主中原，既是当时游牧民族最后的“辉煌”，也是我们这个东亚之国的不幸。

民国成立之后，虽然这个东亚之国在体制、许多做法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可并非没有继承，如省级行政单位的保留。

这种承继和革新，也反映在共和国立国的初期。记得曾经看到过，预算这个做法就是民国时期引进的，但是他们却没有用好。

又比如后世引起争议的公有化、配给制等等，其实只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全有着某种必然。

因为民国后期可怕的物价飞涨情景就在不远，任何经历过它的人，都不可能不为之不寒而粟。那么，消除掉这个恐怖的局面，就会成为历史中的一段矫枉，为当时大多数人所认可。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以往行为或活动的一种记录。人类是在繁衍的，各种行为或活动是在继续着的，所以历史自有它的延续性。并且越是漫长的历史，就越能看出这种延续性。

但人类的行为或活动又是在不断修正的，在人类的社会里，尽管多有保留，却也并不存在着完全固定不变的行为方式和方法。

所以，历史必须要联系起来看，只有这样，才能看出前因后果，看出其中的延续和匡正，割断就毫无意义。

在这点上，在下极为敬佩慧目如炬的钱穆老先生。建议兄弟们看看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中的所说，具体在此就不引用了。

*********

通常我们说的“三百六十行”的“行”，起自唐代，兴于宋代。它实际上是后世各国商会等等之类的鼻祖。

唐宋无疑是我们帝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它们的经济、甚至直接就可以说是商品经济，均达到了其所在时代的高峰。唐代的“两市”、宋代的“厢坊制”，之所以能够前无古人的出现，其原因就在此。

“行”或“行会”在此时出现和形成，仍然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的分工愈加细化所导致。

从另一个角度说，它的出现，其实还是当时中国经济远超其它地区的又一佐证，因为欧洲出现类似的行业组织是n多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