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手册上写着，他背着机器快速的奔向了青海湖的边缘。

工作册上的记录是这样的：我当时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知道是吓的，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还是说真想着喊人去给人打电话求救。

当时这一两公里的路程，我不知道是怎么跑过来的，至今记忆断片，回到湖边的时候，我的同事们见我神色慌张，都问我干嘛了，其中还有一个跟我开玩笑说，我是不是见鬼了？

我很想说是，但是在那时正是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这种东西开不得玩笑的，所以刚才的求救对话，我给压心底了，没敢跟他们说，而且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莫大的压力。

而且条件也不允许啊，当时我们所里确实是有一部电话，但是打电话是要申请的，申请时得说明为什么要用电话？打给谁？说什么内容都要用本子记录下来。

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关系，在入职之前就签了保密协议的，不准与外界的任何人联络，所以对电话监控很严格。

第二，当时国内的间谍特务份子猖獗，很多人都潜伏在国内，甚至有很多已经渗透到了我们这样的绝密单位里。

当天回到临时营地里，一个晚上辗转反侧，跟我睡一屋的大壮问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睡不着，他说我下午到现在整个人的神色都不对。

这件事在我心里压得我都快崩溃了，我干了将近二十年的人民教师，教书育人，让我的学生做人要本分，要尊老爱幼，要诚实守信，那我与曾佳辉的约定，我就更应该守信了。

咬一咬牙，我就跟大壮说了下午的事，把大壮给吓的。

而且他知道我来之前是人民教师，是不会说谎的。

我们两人一合计，还是决定给所长说这件事，所以大半夜敲开了所长寝室的门。

当我再次把我所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所长说了之后，所长一脸茫然和严肃的看着我们，本想所长会以无神论的语调，劈头盖脸的骂我们一顿，甚至会给我们批评处分。

然而并没有，老所长只是卷了一支烟，狠狠的吸完，吸完之后，便披上了衣服，带着我们往附近的人民公社而去，因为公社里就有一部电话。

不得不说所长的权利和面子还是挺大的，按照我记下的电话号码就给曾佳辉所在的所里打过去了电话。

本以为大半夜的会没人接，但是电话响了几声之后，对方就接了起来，接电话的就是曾佳辉的所长，他就住所里，电话机就在旁边。

所长的讲话艺术还是很厉害的，而且很老练，没有像我一样，直接一咕噜就把曾佳辉的事情全说了，而是先开门见山，说了自己的身份，这样所长对所长，虽然之间没什么往来，但是说起话来比较好沟通，如果是下级对上级，总有一种谦虚恭维谨慎的姿态，但如果是平级，至少彼此都很尊敬和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