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门子俩表兄弟，檀道济原先还承两人的情，对两人不忍痛下杀手，这下才知道当初的妇人之仁几乎害了自己，那知县大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货，现在被他抓住了自己的把柄，檀道济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买通了提刑司的官员及下面的狱卒，在门子俩兄弟的饭菜中下了迷魂药，当夜将两人在狱中下黑手就地处决了。

（宋代地方行政区划分为三级，最高一级叫做路，中级为府、州、军、监，下级为县(包括一些县级的军、监)。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宋代最高统治者接受了唐代毁于方镇的教训，在地方诸路不设一元化的最高长官，而是实行分权而治的策略，在诸路分别设置经略安抚使司，由文臣担任经略安抚使，掌管一路军政并兼任所在府州的知府、知州，习惯上称为“帅司”。又设转运使司，负责漕运、监察等事务，习惯上称为“漕司”。这种局面持续到真宗时，又在诸路设置提点刑狱一司，派文臣，或同时派文臣与武臣共同掌管地方刑狱之事，习惯上称为“宪司”。王安石变法开始后，为保障新法实施，又在诸路设置提举常平司，主管仓储、调运、赈济等事务，习惯上称为“仓司”或“庾司”。到了徽宗朝，表面上的富庶与祥和使上下都误以为王朝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于是又在各路设置提举学事司，掌管兴学之事。

路分中的诸司长官，原则上各司其职，没有主从之分，也就是说，一路中军民政事，由经略安抚使去管，用不着转运使、提点刑狱和提举官插手；一路中的漕运之事，经略安抚使也无须多问；至于刑狱之事，亦由提刑去管，他司充其量知晓而已，处置权仅在宪司。当然，遇有重大事件，诸司长官联合办理，那是个别情况。这种设置造成了路分诸司长官都是方面最高长官，同时又都不是独揽大权的最高长官，各司所属之事，直接对中央负责，哪一方面发生了问题就拿哪一司长官是问。宋代统治者的这一策略，果真有效地避免了唐代节度使有能力割据一方，与中央抗衡的弊端。然而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在扼制方面割据的同时，却又造成了诸司推诿、责权不明、效率低下的缺憾。如果说唐代毁于藩镇割据，那么宋代最终是毁于尾大不掉的繁冗机制。）

檀道济知道这件事远远没完，当知县大人第二天堂而皇之的到府造访后，他知道自己的麻烦最终来了，以前的门子仅仅属于一个甩不掉的牛皮糖，而这个知县大人则是一只彻彻底底的吸血的虫子。

“听说道济兄颇有经商之财略，我这个穷知县这些年还赶不上成都府的一个小小的吏胥，听说此人田产跨连州郡，岁收课租十万余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不知道道济兄能否将生金的门路告知一二？”

（中央政府的胥吏，只给予极为微薄的俸禄，而地方州县吏干脆“无常俸”，不给任何报酬。这是因为宋代把充作吏员作为百姓为国家服役的方式之一，要求他们义务为国奉献。一般官与吏的比例是1:20，国家不肯给吏员发放俸禄，实际上就是默许他们蚕食百姓，其代价就是社会底层的败坏。宋代政府对胥吏群体的管理和约束是相当严厉的，规定胥吏一旦犯罪，即处以重法，其严厉程度过官员阶层数倍。宋代中前期宰执大臣官风相对较好，特别是北宋中前期，像包拯，富弼等高级大臣多能“以天下为己任”，贪赃枉法者很少，那些吏胥也不敢乱来。北宋末期诸帝特别是宋徽宗带头破坏宋初一系列良好制度。宋代皇帝下诏，要经过中书门下诸衙门审核通过才能执行，但宋徽宗“御笔手诏”行事，既不与中书省商议，又不交中书舍人起草，也不经门下省审覆，而是亲笔书写后直接交付实行。宋徽宗本人滥用皇权，贪图享受，恣意妄为，干出不少劳民伤财之事。同时在他的治下，对官权的约束也受到破坏。宋朝旧制，宰相一般不是一个人，而是由参知政事和宰相组成的一个集体。北宋末年，蔡京独相13年零11个月，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个权相。北宋末年的大面积腐败，根源实在于权力的恣意滥用。宋徽宗重用宠信的蔡京、王黼等“六贼”，“六贼”公然卖官，每一个官职均有定价，甚至在科举殿试时名次亦可通过行贿而得。）

檀道济心下一阵冷笑，不动声色的反问道：“只是此法过于凶险，万一不慎，大人恐泥足深陷，背负一世骂名尔，不知道大人敢不敢冒此风险？”

知县大人火急火燎的问道：“有几成利。”

“一本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