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四始”，一般是指其中诗歌的创作风格，则为“风、小雅、大雅、颂”；或指其中相应的代表性作品，即《关雎》《鹿鸣》《文王》《清庙》。

何为“颂”？所谓颂，即“容”也。“容”者，一为外延形式，二为内涵程度。故常言：“容者，盛大貌，有容乃大。”

《毛诗序》记载：“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据上可知，“颂”作为一种文章体例，旨在盛赞德行的美好和弘扬美德的名声。据说帝喾时期，乐师咸黑（另说咸邱黑）创作了《九招》颂歌。自《诗经•商颂》以来，“颂”的写作风格，业已成熟完备。凡诗歌，若用于教化并规范世俗民风者，称为“风”；而其内容中正平和，并可以周流四方者，才是“雅”；若旨在弘扬德行美好，并可告慰苍天神灵者，堪称“颂”。通常情况下，风、雅用于写人叙事，但人事的特征就是变化多端，故有“正风”“正雅”“变风”“变雅”与其呼应。究其根本，“颂”主要用于告慰神灵，因而注重内容的纯正、庄严和美善。例如《鲁颂》本是鲁国祭祀周公姬旦的伟大，而《商颂》是商代后裔追念祖先的辉煌。所以，类似这样一些凡适用于宗庙者，本该只有雅正的颂歌，而不该有像酣宴欢畅时的赞歌。《诗经•周颂》中《时迈》一篇，传说在周武王时，是周公旦亲自创作。像《时迈》这样充满圣贤睿智的作品，不仅符合“颂”的文体格式，也为这一文章体例树立了不朽典范。

周厉王在位期间，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決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此段西周故事，早已闻名遐迩，而且道理浅显易懂，其所强调说明者，亦不过就是这样一种世态常情：“只要民众各存其心，难免七嘴八舌，进而议论纷纷。所以，凡当政者，必须要让百姓说话，若像筑堤防水一样禁止言论自由，必定后患无穷。”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文公将与楚国开战，因耳闻造车匠人传唱：“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于是，开始犹豫不决。但他手下谋士分析，民间传言对晋国出征是好兆头啊。于是，晋文公一战成名。《吕氏春秋•乐成》记载，孔子刚被鲁国重用时，民间流传：“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究其内容，就是讥讽孔丘出身卑微罢了。但孔夫子为政三年，生活周围出现了“男女有别、路不遗失、夜不闭户”的文明风貌。在这样两则故事中，针对老百姓如此口无遮掩、直言不讳的闲言碎语，左丘明、孔穿（字子高战国鲁国人孔子6世孙）分析认为，这种传唱内容和形式应称作“诵”，并视其为“颂”从宗庙赞歌转为议论人间事务的一种文体变格。所以说，“颂”就是延续着这样一种趋势，由远而近一路走来。当屈原的《橘颂》出来时，“颂”在内容词藻上，不但都更加华丽缤纷，而且涉及的事物范畴，也更加琐碎芜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