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名山大川相继树立起来歌功颂德的碑刻。到了汉朝惠帝、景帝时，还有类似的篇章颂词，层出不穷。所以，像这样彰显帝王功德的碑刻篇章的本质，其实都是“颂”的沿革，而且历朝历代一再延绵不绝，并且时隐时现。另外，像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称赞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弘扬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褒奖邓后的《和熹邓后颂》等，他们模仿的都是《诗经》“颂”的体例，即《周颂》《鲁颂》《商颂》而已。这一些模仿的作品，尽管水准深浅不一，而且内容详略各异，但与“颂”用于夸赞、溢美、褒奖的传统，却始终不离不弃。然而，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和傅毅的《西征颂》，却把颂写成了叙事长篇，这岂不是过犹不及，明显背离了“颂”的规制。再者，像马融（公元79-166年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东汉经学家）的《广成颂》《上林颂》，虽雅正美词，却写得更像辞赋，如此文不对题，确实匪夷所思啊！还有崔瑗（生卒年不详字子玉涿郡安平人东汉书法家文学家）的《南阳文学颂》和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的《京兆樊惠渠颂》，其序言精美，而内容简约。至于挚虞（公元250―300年字仲洽京兆长安人西晋谱学家）在他《流别集》中，关于“颂”文体的溯源和评说，尽管十分精辟，但针对有的作品为何夹杂“风”“雅”样式的分析，却以为仍属“颂”的体例，则不免迂腐虚妄，类似点石成金的黄白之术了。纵观整个魏晋时期，人们对于“颂”的把握，尚且中规中矩。所以，像曹植的《皇太子生颂》和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不过，在他们作品中，褒扬与贬抑时常混杂一起，则是魏晋末期“颂”趋向变格的症候吧。

究本溯源，颂的内容就要典雅精致，文辞掷地有声，在气势上,即有赋一样的舒展恢弘，又要剔除赋的奢糜浮华；而在态度上，即有铭文一样的虔敬矜持，又要区别铭文的劝诫警惕。所以，“颂”于提笔之时就是为了表扬赞美，而其终极目标就是为了树立丰碑。在具体内容形式上，“颂”于精微细致或粗糙豪放上，究竟应该达到什么样子程度呢？对此，只能情随境迁，并因人而异吧……这就是“颂”作为文章一个独立体裁的大致情况。

何谓“赞”呢？赞，就是宣扬、说明，并有扶持、协助的意思。传说虞舜时代的祭祀，首先由担当乐正的官员吟诵“赞”，随后百工才开始演奏歌唱。另外，像《尚书•大禹谟》中“益赞于禹”和《尚书序》中“伊陟赞于巫咸”，前者的“赞”有“关切、帮助”之意，而后者的主要是“提醒、说明”。再者，汉代设置了“鸿胪”官职，这种官员在重大场合时的礼仪性言辞就叫“赞”……上面这一些，便是古代口耳相传下来的关于“赞”的大致情形。

自从司马相如书写了《荆轲论》，才开始有了“赞”的文体格式。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里面，借助“赞”来表明褒贬情怀，这即像概括全文的综述，又像颂体文中的美言评说，更像纪传体后面的评价论断……确实，在他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挚虞《流别集》中，作者把这种“赞”词视为一种“述”的文体，则近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至于郭璞注解《尔雅》中的“图赞”等，无论针对动物还是植物，一概使用“赞”词，并且褒贬兼容并蓄。像这样一种类别，恰似“颂”的沿革一样，算是“赞”的变格吧。

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原本“赞”只是对事物的褒奖性感慨，历来凡属于“赞”的体例，一般篇章都十分简短而不冗长，最经常是四字成句，并在数韵之间，整体上不过二十句上下。因此，唯求简约梗概，旨在表情达意……这就是“赞”的成文纲要。所以说，“赞”作为一种文体，其源头尽管遥远，但用途格外局限。在大致归类上，“赞”可视为“颂”的支流吧。

总而言之：恢弘功德大业是颂的天职，美化帝王圣贤是赞的本分。他们一概推敲文理，同样都雕琢音韵，唯求赏心悦目，旨在声名远扬。颂赞褒扬是源头，贬斥得失属末流，从来高堂声鸣远，柳浪闻莺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