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凡文章一旦冠名“章”“表”，究其用途和目的，大致上涵盖着上述一些内容和意义吧。

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面，即便一些民间歌谣也都被编辑入册，而像记录国家治理对策的“章、表、奏、议”却未见收纳。此等现象，岂不怪哉。分析其中可能原因，大概这一类文件另有专属机构负责保管和编纂吧。所以，在整个西汉时期，就是单纯表达致谢感恩的“表”，都极少遗存。但到了东汉，由于选拔官员的“察举制”得到推行，朝廷内外开始特别看重书写章表的能力，所以此类文体存世，一下子多了起来。例如左雄（公元？-138年字伯豪南阳涅阳人东汉官员）的《上疏陈事》，一时成了尚书奏议的典范；而胡广（字伯始东汉桓帝司空灵帝太傅）的章奏，则被当时安帝称为“天下第一”。他们二人的章书都堪称这一文本的杰作，尤其胡广的“谒陵”章本（亡轶具体内容不详），从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何为“文学典范”的优美所在啊。

远在春秋时期，晋文公被晋升伯爵后，是经过三次推辞谦让，才接受册命。所以汉代末年，凡用于答谢的表，也有谦让三次的礼数。因此，据传曹操曾经说过：“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上表不必三次谦让，更不需要矜持浮夸。）所以，曹魏初期的章表，多数都是就事论事，若推究其文辞，确实谈不上优美。然而，像孔融的《荐祢衡》，不仅意气风发，而且文采飞扬。再者，像诸葛亮的《出师表》，更是志气轩昂，而且畅快淋漓。单论这两篇文章，尽管从义理到文采，基本上是各表一枝并不尽相同，却同样属于“表”文体中的经典之作啊。至于陈琳和阮瑀的章表，在当时就已经盛名显赫了，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在当下最为优秀）。而在《与吴质书》中，曹丕又说：“孔璋章表殊健。”（陈琳的章表特别优秀）因此，在章表文体中，陈琳的作品堪称杰出代表吧。但是，在冠名“表”的众多精彩作品之中，真正独占鳌头，并能摘得桂冠的应属曹植。曹植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不仅体裁周全整齐，而且韵律和谐自然；不仅情真意切，而且言辞干练；其隐喻寄物，恰似信手拈来；其诉说衷肠，更像促膝交谈。所以曹植在“表”的创作上，真正是驾轻就熟的高手，于挥手之间，急缓潇洒自如。

晋代初期，论章表出色者，张华首屈一指。张华在被封为庄武郡公时，于三番五次谦让中撰写的《让公表》（亡轶），道理周详而文辞简要，其中凡引用和排比的事例，均用对偶句式。但是，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只是宣扬令他出名的《鹪鹩赋》，而忽略了张华在章表创作上的才华。再者，像羊祜（公元221-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人魏晋时大臣）的《让开府表》，很早就被誉为“美德声音”；东晋庾亮（公元289年-340年字元规颍川鄢陵人东晋外戚名士）的《让中书监表》，因诚实自信，也多获赞誉。像他俩的作品，无论个人志向还是身份背景方面，颇多共性之处，所以文采爽朗而志趣高雅是他们的特色。此外，像刘琨（字越石西晋末年作家）的《劝进表》和张骏（字公庭西晋末据陇西称凉王）的《请讨石虎李期表》，同样个性鲜明而气度非凡，都是陈言表述的优秀作品。

追根溯源，论述章和表的用途，就是来往与宫廷殿堂内外的议事文本，主要内容还是臣下向帝王君主表达心绪衷肠。所以，或“章”或“表”，看似一些个体化的文笔才华，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帝国王朝的文功武治。因此，“章”送达朝廷，主要为了谢恩致礼，务必凸显浩荡皇恩；而“表”呈报御览，根本在于展示德才，务必突出个人特色，而又须中正雅量。如果辨别名实，在章与表之间，“章”应居“表”前，并为根本。综合而言，“章”贵在彰显宣扬，凡取法《尚书》的《尧典》《皋陶谟》，不仅仅是要言不烦，而且还要鲜明且不肤浅；“表”的形式多样，凡内容更不能简单划一，像谦让再三的辞谢，更需要义理雅正来显现高风亮节，亦需要文辞华丽来展示博学非凡。然而，诚恳真实的人们，其文辞词令务必发自内心营造；而浮夸虚伪的人们，其言语辞藻必定出自旋律节拍。所以在章表的创作上，如果能够做到繁简得体、虚实得当、韵律流畅，也就基本算是中规中矩了吧。比如子贡就曾经说过：“心以制之，言以结之。”（想所要说，说已经想过。）其意思强调的是文章还是要表里如一才好。荀况也曾说过：“观人美辞，丽于黼黻文章。”（发自内心的赞美，胜过华丽浮夸的表面文章。）大概表达的也是要求言辞一致才好吧。

总而言之：章表上书递君王，谢恩谦让宜夸张；义理雅正情真切，文采飞扬韵流畅。肃穆谦恭识礼节，前呼后应知始终；谦谦君子喜诚信，黼黻文采好自在。